演讲人：赵存生
演讲地点:北京大学
演讲时间：2008年6月12日
赵存生1942年9月生，祖籍河北冀县，出生地：辽宁沈阳。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5年提前留校任教。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5年重大项目“弘扬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研究”首席专家等职。
“多难兴邦”这个成语，出自《左传・昭公四年》。原文是“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这句话是从朴素辩证法的角度对灾难的影响作出的判断，说明一个国家多灾多难，或能拓展疆土，而无难无虞，或可丧失国邦。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多难并不必然兴邦，多难既能兴邦，也可衰邦，甚至可以毁邦。是兴邦还是衰邦，关键不取决于灾难本身，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们在灾难面前是不是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是强大还是弱小，这个民族是不是具有敢于同灾难抗争、勇于战胜灾难、夺取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是她能够战胜千难万险傲然挺立一直到今天，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能够历经五千多年的风雨而不曾中断。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正是靠着这种强大精神力量的有力支撑和强力推动，我们才能够在数不清的灾难面前不低头、不气馁、不沉沦，历尽艰险不退缩，屡遭磨难不自弃，而且是愈挫愈奋、屡创弥坚。这次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现出的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再一次对中华民族精神在灾难中的作用作出了生动的诠释，再一次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精神始终是支撑和促进中华民族发展、繁荣、富强和振兴的伟大力量。
一、中华民族精神是激励和支撑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强大动力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特征，是这个民族民族意识中的精华，是这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支撑和促进民族进步和发展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品格气质、心理情感、文化传统等精神因素的总和。
那么，民族精神是怎样并通过何种作用发挥出来的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起反作用，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起反作用，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起反作用。一个民族的发展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方面的发展在民族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因此，要实现民族的发展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但是，光有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不但是畸形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还必须有相应的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民族发展创造必要的精神条件。既注重物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注重精神生产力的反作用，努力实现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协调发展，才能使民族发展走上全面、健康、可持续的道路。这是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的。从生活需要的角度来分析，任何有作为的民族都需要和追求不断充裕的物质生活和不断丰富的精神生活，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着民族的繁衍和壮大。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同民族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过程。在合作与竞争中，不掌握先进物质生产力的民族不会占据主动和优势地位，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品格的民族也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充分肯定物质因素对于民族发展重要地位和决定作用的同时，必须充分肯定精神因素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地位和能动作用。民族精神属于文化范畴，在民族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民族文化先进与否、强劲与否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文化前进发展的灵魂。与此相联系的是，衡量由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必须既看它的物质力量又看它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软实力”，其中就包括民族精神。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充分肯定精神活动在人们改造客观世界进程中的能动作用。民族精神在综合国力的发展中，乃至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首先是凝聚作用。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要由这个共同的民族精神来维系；各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由这个共同的民族精神来凝聚。其次是支撑作用。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前进发展的精神支柱，特别是当民族生存的物质条件遇到困难、前进发展遭受挫折的时候，这种支撑作用更为重要和明显。第三是激励作用。民族精神是鼓舞民族前进的号角，是激发民族活力的动力，是校正民族志向的标尺，是滋养民族品格的食粮。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推动民族前进的强大物质力量。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民族物质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历史表明，具有坚强精神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民族主体自身在不断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建构，而且民族共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得以积累。其中，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得以锤炼形成。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在这个民族实体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处于多元一体格局最高层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精神。考察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不断扩大的交流和融合中缔造着共同的历史，也培育着共同的精神。尽管各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品质，但长期共同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却在不断形成着民族精神品性和精神特征的一体性和共同性，而中华民族精神正是由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的民族精神聚合、交融、凝练、升华的结果。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现和尊崇的精神，它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凝聚、兴旺和发达来说是普照之光。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它和中华文明同步，已经具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随着考古发掘的新发现，这个历史时间还可能向前提）。具体地说，五帝时代已经有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萌芽，夏代则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开端。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其形成和发展有三个关节点：起点是夏代由多个民族聚合而成的华夏民族的形成；中点是秦汉时期由华夏民族和其他多个民族聚合而成的汉族的形成；新的起点是清代由汉族和其他多个民族聚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形成。
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中华民族追求民族进步发展的实践是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积淀、传承和不断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孕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母体；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是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到了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产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伟大创造，与中华民族精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本身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无一不是在与中国本土的精神传统相互沟通、融合中产生的，这种新思想的介入和生发的过程，理所当然地不是文化拒斥、思想割裂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代表着时代精神和民族思维精华的理论成果，由于其思想的高端性和思维的超越性，对中华民族精神自然也能够起到凝炼、升华、推进和创新的作用。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周易》中的两句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另一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一句说的是人要象苍天刚健运行那样，勇往直前、奋力拼搏、自立自强。后一句说的是人要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以宽厚为德，包容他人，不求回报。这两句话是由梁启超和张岱年先生先后提炼和倡导的，精辟地揭示和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层内核。可以联想一下：改革开放难道不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当代体现、和平发展难道不是厚德载物精神的现实表达吗？党的十六大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进行了现代话语体系的概括和诠释，提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应该说，这个概括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的高度概括，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内涵提供了新的起点和正确的指南。以此为基础扩展开来，我以为，中国优秀文化中整体思维、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克己奉公、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敬老尊贤、重友睦邻的伦理精神，闳放豁达、敬业尚群的处事精神，虚怀若谷、博采众长的学习精神，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孜孜不辍的创业精神，以及和而不同、刚柔相济的宽厚包容、有节有度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思想资源，也都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时不应忽略的。在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生生不息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精神犹如中华民族思想脉动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会形成或悲壮慷慨或昂扬激越的不同乐章。仅以现当代史为例，就有民主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等。这些由上述精神谱就的一部部华彩乐章既是中华民族精神主旋律的具体表现，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从总的规律看，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民族精神呈现为一种互动状态。这种历史互动是有规律可循的。遵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引，我认为这种互动至少有两条基本规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适应和促进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二是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既保持一致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规律。前一条规律好理解，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作用，中华民族精神要适应和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后一条规律则需要作些解释。我认为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表现在民族精神与民族物质生产能力和民族物质生活富裕程度的关系问题上。从总体来看，从发展趋势来看，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水平越高、生活越富裕，其民族精神应该越振奋、越高昂。但中外发展的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例子：先进的物质生产和富裕的物质生活非但没有产生昂扬的民族精神使民族走向更加先进，相反却滋长了奢靡之风、自大之风、不思进取之风，结果造成民族的衰退甚至灾难。因此，物质条件优越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不一定振奋，物质条件不那么优越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不一定不振奋。正是这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不平衡性，解释了一部跌宕起伏的朝代更替、国家兴衰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另一个方面是表现在民族精神与民族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上。作为民族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民族精神是否高昂、强烈、振奋是同民族物质生活条件是否确有保证和得到改善有着密切关系的，但二者并不能简单地成正比。在同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既有物质生产力发展较快、物质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的时候，或者说是“顺境”；也有物质生产力发展较慢甚至受到破坏、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匮乏的时候，或者说是“逆境”。在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民族精神是不是就前者振奋、后者萎靡呢？并不尽然。在民族的“顺境”和“逆境”当中，民族成就、民族灾难或者危机都可以从正面或反面激发起高昂的民族精神。例如，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中华民族精神空前高昂，并且转化成为建设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力量。伴随大庆油田开发成功而形成的大庆精神，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成为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和外部封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面对洪水泛滥、非典肆虐的严重灾难，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精神迸发出来、显现出来，成为同舟共济、团结奋斗、战胜困难和艰险的强大精神支柱。从上述两个方面的表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在世界各民族前进发展的过程中，物质条件占有优势的民族不能自持其强而忘乎所以，物质条件处于劣势的民族也不能自甘落后而无所作为。对于那些不甘落后而要有所作为的民族，都应当在努力改善物质条件的同时，振奋和弘扬其民族精神，使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在实现民族进步乃至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地发挥出来。民族精神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比较平稳的状态亦即“渐进”的状态，也有出现起伏的状态亦即“突变”的状态。从总体上看，民族精神的发展是一个长期传承、积淀和更新的过程，是渐进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因为民族遇到的“大喜”或“大悲”而使民族精神的变化打破常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定要根据民族精神的渐进性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同时也要根据民族精神在一定条件下表现的突变性，注意在民族取得伟大成就和遇到巨大灾难的时候加强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民族取得伟大成就时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固然重要，在民族遇到危机、灾难、挫折的时候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则更为要紧。因为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总是在物质生产和生活遇到障碍的时候才更加需要和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曾写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里说的是人在遭遇厄运、物质条件匮乏时由于发愤而精神生产大放异彩的情况。一个民族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在于“发愤”，在于不向困难和厄运低头。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不喜欢顺境和平和而喜欢逆境和灾难。顺境、成就同逆境、灾难都是客观存在并且总是相倚相伏、相随相生的，并不以我们主观上的好恶为转移，问题在于我们必须不仅要增强忧患意识，而且要增强备战困难、征服厄运的决心、自信和能力。当前，在我们民族前进的征途中，机遇和风险同在，我们不但要强化机遇意识，提高把握良机、运用好良机的能力和水平，而且要强化忧患意识，提高战胜灾难、攻克厄运的信心和决心。只有充分估计到风险，并且提高战胜风险的预见性，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变逆为顺。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本土性产物，自然会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激励和推动作用。但她对于世界的发展就没有意义吗，或者说是起到反作用或负作用吗？这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作用中必须要认清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世界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中华民族精神也是世界民族精神园林中的一朵奇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当今时代，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发展是各民族的一致愿望。阳光包含七种颜色，世界也应当是异彩纷呈的。多极化、多样性既是世界各民族的现实存在又是世界各民族合乎逻辑的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古代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4页）在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有作为的一员。历史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谐、向往和睦、缔造和美的民族，她对于和平的珍惜、对于友善的重视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独树一帜且旗帜鲜明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华民族在努力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的同时，都在努力促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和共同发展。可以说，以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和灵魂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和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鼓舞下努力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二、中华民族精神在与灾难抗争中得到彰显和弘扬
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地质条件复杂，自古以来就是水旱地震灾害频仍的国家。也正是由于灾难之频，才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存屡受磨难而异常艰难，也使得中华民族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生存的渴望异常强烈，倍加珍视。实际上，也正是在对抗灾难、征服灾难的过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一种平素难以得到的勇气、意志和精神，这种精神既有灾苦带来的悲怆，更有对抗艰难、战胜灾苦的欢欣。这种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和岁月幻化中书写到中华民族的抗灾精神史中，并且在灾难再度来临时赫然彰显、大放光芒。我们可以从上古时期中华先民的神话思维中读到与灾难抗争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原型。我们知道，在中国古老的神话和历史传说中，人们尊崇和颂扬的许多都是抗灾救灾的英雄。大禹是领导人民与水患灾害抗争并战胜洪水的英雄。据《史记》记载，在尧帝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之人。尧先用鲧治水，九年不成。后又用舜，仍治水无状。舜举荐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劳身焦思带头治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制服了洪水。如果说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战胜水患灾害英雄壮举的生动写照，那么后羿射日就是中华民族战胜旱灾英勇斗争的浪漫记录了。据《淮南子》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羿上射十日，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另一说是，神箭手后羿在世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烧得草木、庄稼枯焦，民不聊生。为救百姓，后羿一连射下九个太阳，从此大地气候适宜，万物得以生长。大禹、后羿是抗御水旱灾害的英雄，有没有抗御地震灾害的英雄呢？有，就是女娲。女娲不但抟土造人，而且炼石补天。中国古人认为天是由地支撑着的，当共工怒触不周山使得山崩地裂、天塌地陷之时，女娲炼五色石奋力补天，并立下擎天柱，保住了大地的平稳，也支撑住了天。这难道不可以理解为与地震抗争吗？数千年来，女娲、大禹、后羿这些敢于同自然灾害抗争的英雄人物在中华民族中代代相传、连续不辍，说明我们民族认同他们的精神、尊崇他们的精神、传扬他们的精神，把他们的精神内化到我们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思想体系之中了。
以上说的是天灾，在人祸面前中华民族又是怎样表现的呢？远的且不说，只说近现代。自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算起，直到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华民族遭受的外辱接二连三、中国遭遇的人祸叠而不断。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从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面对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民族灾难，中华民族没有屈服，也没有任人宰割，而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救亡图存的英勇斗争，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弘扬和发展。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秋瑾的“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到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天下为公”到毛泽东建国感怀先烈所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说明的是那些为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而不懈努力的志士仁人们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探索和指引着方向，教育并感化着人们，并且在人民群众中、在中华民族最广大成员中寻找到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的沃土，寻找到得以普遍培育和发扬的根基，从而使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选择，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孱体多疾患，弱国无外交”，尽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国力羸弱的中国仍旧摆脱不了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命运，由此激起的“五四运动”成为近代中华民族反帝爱国的新高潮，也使得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了新内涵，得到了新发扬。此后，从大革命开始，到土地革命，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经历了数度灾难，然而，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国不亡、民族不灭的精神保障。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激励和推动下，中华民族觉醒了，动员了，振奋了，中国也由此万劫不毁，浴火重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并非只有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培育和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整体，其中很多内容都得到了淋漓的展现、适时的发扬和不断地创新。比如，实事求是的精神、团结统一的精神、勇敢顽强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等等。其中，爱国主义精神是贯通中华民族精神的主线，是最耀眼、最持续、最强大的精神主脉。
由是观之，无论是天灾之患，还是人祸之虞，它们所赋予中华民族的，难免都有痛苦和悲怆，然而中华民族回敬给灾难的却不是沉沦、不是灾难压迫下的消亡，而是在与灾难斗争时的奋起，是在灾难中获得的进步和补偿。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得到彰显、升华和创新的。
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令中国震惊、令世界关注的“汶川大地震”是一场千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它考验了我们国家的力量，也锤炼着我们民族的意志。截至6月22日12时，地震已造成69181人遇难，374174人受伤，18522人失踪。由于地震破坏的程度严重、范围广泛、伤亡人数多和地理条件差等原因，灾后救援与重建工作都空前艰巨。但是，中华民族却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地行动了起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民聚力，共赴国难，把中华民族精神发扬到了极致。在我看来，抗震救灾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素有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精神的大发扬，同时也是中华民族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概括起来，这种在灾难时期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仁爱精神。中华民族素有“泛爱众”的仁义情怀，有“济世兼爱”的悯爱品德。在这次的抗震救灾中，我们进一步深刻地体会到、全面而无遮拦地领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充溢着的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仁爱精神。从胡锦涛总书记那斩钉截铁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千方百计地抢救”的话语，到无数各行各业的救援人员视灾民如亲人、待罹患者如至爱的情愫，从失去生命时的无比悲痛到救出被掩埋在废墟中的灾民时的无比喜悦，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关爱生命、生存万岁成了一条牵引和沟通灾患内外人们的重要神经线。
二是临危不惧、顽强奋斗的抗争精神。面对灾难，如果不是站起来，就必然会被压下去。灾难来临后，中华民族强忍着悲痛，以镇静的心理、坚强的毅力、果敢的行动迎战灾难，抗击不测，不仅没有被灾难吓倒，不仅没有屈服于灾难，反而大胆地站起来，走上去，勇敢顽强地与灾难对抗，与死神赛跑，既不放弃一丝一毫获得生命的希望，也尽最大努力摆脱灾难带来的危险和威胁，力争早日消除灾难的破坏性后果，这种抗争精神无论是在灾民身上，还是在救援者身上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三是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互助精神。中华民族向来葆有团结统一的优良传统，信奉天下一家，相信互依共存。灾难虽然发生在一时一域，但全民族人民却感同身受，视若己身。灾难降临后，整个中国动员了起来，全体人民行动了起来，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上下归心、全民一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在哀悼中彰显情之相连，在捐款中体现爱之绵延。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次抗震救灾无疑创造了一次全中国人团结动员的最佳范例，也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互助精神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四是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灾难危及到生命时，舍己者方显道德之高；人我利益不可共存时，为人者才称奉献之士。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有的人为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放弃了救援自己亲眷的机会；有的人为了让别人获得生的机会，放弃了自己对生命的眷恋。从教师到医生，从军人到干部，从志愿者到普通人，无数人为了他人的生命、财产而甘愿抛开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救助别人奋不顾身、为了别人舍生忘死，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这样的精神万古流芳。
五是百折不挠、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面对痛苦，不折不弯，面对灾难，坚强不屈，勇敢地站起来，勇敢地走出去，这是乐观主义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人生精神。在这次灾难中，笑对苦难，乐观人生，不屈不挠、开创未来是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体现的又一方面。为了生命，要一直醒着看到曙光再现；为了生活，要一直笑着把痛苦轻轻抹去；为了未来，要迅速战胜对过去的记忆，甩掉灾难的阴影。我们看到，在灾难中，灾民固然有痛哭，有悲伤，但也不乏镇静和幽默，不乏乐观和坚强。不少遭灾者，面对灾难，仍旧从容地笑，坚强地活。不少灾区的群众，在震后一周内就开始为恢复生产、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而努力，着手重建美好的新家园。这种百折不挠、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是对付灾难、医治灾难创伤和痛苦的最好药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散发和发挥的强力。
中华民族是不畏难、不怕压的民族，一次灾难固然会带来损伤，但同样会获得精神的成长；一场浩劫固然会生出疮痍，但同样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英国著名思想史学家伯林说过：“受伤的民族精神就像被弯下的树枝，因为是用强力硬压下的，一旦放开就会猛然反弹。”这句话用在灾难境遇中的中华民族精神真是恰如其分。在灾难降临时，中华民族精神得以迸发的大门也就开启了。在对抗灾难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岸力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扬。这其中，有着中华民族历经岁月沧桑和风雨考验后的成熟，有着倍经锤炼的不畏艰险、果敢勇毅的精神传统，也有着在变革中渐进、在创新中成长的新时代的民族精神的萌芽。
三、中华民族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展现了新的时代特点
古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突如其来的地震大灾造成了生命和物质财产的巨大损失，但却为中华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机遇。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在抗震救灾中得到彰显的中华民族精神，有的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就已经孕育并培育成熟的精神，有的是限于地域和时间而在过去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和提升的精神的基因或胚胎、但却在这次灾难中得到了充分发扬。民族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稳定性和流动性的统一，其发展既具有历史的连贯性，也具有时代的创造性。在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战役中，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彰显的主要原因，固然在于民族精神长期的传承。但是，还有一些原因值得我们思考。这些原因，从另外一个侧面看，恰恰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时代特质和时代元素的条件。如果加以概括和提炼的话，我觉得，中华民族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展现的新的特点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先进社会制度的保障。有史以来，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形态、其培育和发扬都与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紧密相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精神显然会有别于封建制度下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民族精神也当然会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精神。这一点，是近现代以来中外著名思想家们都有所关注并一直致力探讨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其他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她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彰显具有巨大的感召、激发和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快办事、办好事的优势，她集中统一的组织机制和指挥体系，能够迅速地作出应对灾难的决策，统一指挥协调部署，使得上下一盘棋，既能够集中力量，又能够灵活高效。在紧要关头，能够迅速地统一决策指挥并举全国之力抗击特大灾害，这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全国上下齐动员，各级组织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行动起来，从组织决策到保障实施，从物质供应到信息管理，从社会协调到机制布局，都充分体现了统一、灵活、快捷、高效，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应对自然灾害的制度优势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第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增强综合国力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使百年来积贫积弱的中国改变了过去的贫困面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社会物质财富得到积累。这也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综合国力的提高也使得我们拥有了更好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实力。这一点，不仅是过去所不具备的，也是我们以前所不能想象的。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个人，倾力支援、慷慨解囊的背后，是30年来积蓄的物质力量所提供的坚实基础。人们在赞叹中国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欣慰地看到中国国家的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抗震救灾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成就的一次意外的、特殊的检验。这次检验，自然也会激发出全体中国人空前的凝聚力和更为高涨的民族精神。
第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应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对于各国政府来说，都是对其政党执政能力的巨大考验。这次地震灾难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也不例外。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得力领导，使得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有了坚强的核心，从而使伟大的民族精神得以彰显。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亲自组织部署、亲临抗灾一线。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和第一线主持抗震救灾工作。全国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动员、抓紧部署，在不同地点的同一时间共同领导和指挥了一场空前的抗战救灾大战役。可以说，党和政府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领导和组织抗灾的任务，发挥了“主心骨”的核心作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了旗帜和方向。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充分显示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体现出了“以人为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进一步树立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同时也赢得人民的高度尊敬和世界的充分肯定。
第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更好的政治环境。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步。这次抗震救灾中所显现出的种种进步，更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肯定和体现。这种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无疑为彰显民族精神提供了更宽广、更顺畅的通道。我们看到，在抗震救灾中，更加开放的政策，更加活跃的空间，更加灵活的体制，更加充分的权利，都证明了我们已经获得但平时不能得到显现的政治文明的进步。新闻开放和信息公开扩大了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使海内外所有关注灾情的人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地震的全方位信息，也使得海内外所有关注政治文明发展的人们可以充分地观察社情民意；空前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和民众自发组织积极加入到抗震救灾的行列中来，成为政府救援工作的必要补充。在灾难之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公民责任的履行与民族精神的彰显相互辉映，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力量。这些进步，赢得了人民的欢迎和世界的关注，不仅充分表现出党和政府在应对和处理危机中的自信与成熟，更表明了中国社会日益进步、日益成熟的民族精神发展与培育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
第五，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与发展现代科技相结合，使民族精神的弘扬有了科学力量的支撑。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人类近代文明的发展历程表明，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推动作用。马克思曾经表示：“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重要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然而，科学精神在近代中国得到萌芽和发展以来，曾经历经沧桑和艰辛。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得以应用，现代科学精神得以弘扬，这是令人欣慰的进步，也是灾难带给我们的机遇。我们看到，不仅诸如航空遥感飞机、搜救犬、三类生命探测仪、液压钳、“北斗一号”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终端设备、跟踪式太阳能卫星电视及LED照明系统、木结构抗震房屋等现代科技成果得到运用；活动医院、微粒子医疗技术以及直升机、空降机等现代化的军事运输技术和现代高技术产品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科学施救、科学援助成为在整个救灾活动中得到贯彻的精神原则。这样的进步，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科技本身，而是深入到更为深邃的精神境界中，成为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和培育的又一重要方向，它不仅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开辟了思想的空间，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科学精神的增长和成熟提供了希望。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是，正如恩格斯1893年10月10日给俄国友人尼・丹尼尔逊复信中所说：“像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页）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同样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在灾难中失去的一切，必将在战胜灾难的奋斗中和在民族的进步中得到更大、更多的补偿。一次灾难带给我们一次振奋，同样也带给我们一种警醒，使得平日里处于隐秘状态和不显著的民族精神重新以耀眼的光彩焕发出伟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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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10期 总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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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赵存生教授根据自己的演讲整理补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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