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李零呼吁“重归古典”,对比胡适、冯友兰,且借术问学,质疑新儒,一下?出不小的问题(《读书》2008年第3期)。
李零不同意冯友兰对儒的继续独尊,赞扬胡适从“经学”回归“子学”,理由是这样的回归拓宽了视野和言路,解决了思想解放上的真正平等――是诸子之间的对等争鸣,而非一圣独大的众生仰止。李批冯
但回归子学是否就回到了源头?
长久以来,讲国史,打通古今是个关键,但路有两条。冯友兰以孔子(诸子之一)为起点,而经学而理学而新儒学,走的是自上而下,或曰借古助今;李零从胡、冯之别说起,返经学再返子学,倡导重归经典,追溯原创。二者相比,哪条路更通?不好说。有一点要注意:宋明以后,越过经学朝重返之路走的人虽然数量日减,影响却不可低估。现代新文化运动把孔家“店”推倒,最大的震撼,是切断了经典们赖以依存的“正”和“统”。其把眼光向进化论看,以往的积存都成了低等,而且越古越荒。依照此理,三代胜不过秦汉,诸子比不了新儒,往圣皆不如近童……
不过即便在彼时,西潮急涌、进化至上,仍不断有与之较量的反向潮流。其中最甚者,便是以华夏为本,对国族始祖的集体追溯,以致营造。此潮流关注族脉,凝聚民心,无论章太炎、孙文、黄兴还是陈天华、鲁迅…,大大小小各式人物莫不卷入其中。其共同特点有一个,那就是:都越过孔子,直指轩辕。这股复兴主义的潮流前仆后继,官、学互补。
这里仅举钱穆为例。1944年,钱穆携门人著《黄帝》。《黄帝》的重点,在于古今打通。按钱穆排序,轩辕是根和本,华夏文明由其奠基。孔子只是最突出的传人。在孔之前,堪称楷模的是周公。周公的经典作用在于“制礼作乐”。而所谓礼,即“文化的外形”,分实用的“术”和理想的“述”两类。周为前,孔在后。所以周公的人格不在孔子之下。由此推论,从轩辕往下一脉传承,孔子的意义,并非始创,而是对先王“道统”做最大“发挥”。钱穆也发挥,即通过说史,连接华夏数千年蔓延不断的“基本精神”,以治近代以来的“几天”之病。为此,因目标宏大崇高,欲使之实现,对于古史中那些“后人想象”或神奇传说,最便利之法,当然是提纲挚领,统而用之。其中的统,多位一体,从学术(学统)到政治(治统、正统)乃至终极(道统),最后再加上从族脉(血统),里外上下,尽收网中。
可见,当年冯与胡争,出手就胜了一半。胡适讲诸子,单枪匹马,仅凭个人式自由;冯倡孔圣,人多势众,据着前呼后拥的政教一统。如今李零追溯古典,为胡翻案,最大困境,当不在学,亦不在术。何在?或许在“统”。自古以来,学之为经,成果为统。输掉统,便失去学和术(这或许能解释如今国势崛起,国人开门办学,为何在全球有那么多学院均以“孔子”美名,却未见诸子当中有谁分享一二。内中功劳,既在至圣先师,在轩辕黄帝,更在一脉相承的大一统)。故李零比较胡、冯,举了三个区别。其实漏掉一个,即面对此“统”,胡在外,冯在里。
还有一个问题。李零“翻案”(这词可能用得不好),扬胡抑冯,离经返子,但仍把《论语》留在古典之中,且列在其首,作为基本教材向世人推荐。《论语》能当此地位吗?我倒看重秦?最近的提示。他说“孔子之功非论语,绍述‘圣道’在六经”。孔子述而不作,意义不及周公,可以为“先师”而非“先圣”。《论语》的作用不能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同日而语(《南方周末》2007.3.12)。这些皆不是时下发明,是宋明以前的老话。
李零的意图,是想用“古典”代替“经典”,也就是减弱“经”的制约。但既然讲“典”,便仍有碍;以孔子打头,“古”得也不够;而以书为据,无疑挤缩了“回归”视野。即便回到“六经”,其中的《诗》是唱的,《乐》是奏的,《易》和《礼》都是操作和实践的(解释性的“传”只是使用说明,不能算),怎能只当书来念诵?
话说开来,若以轩辕为古,即便依钱穆所述,初始时代，注意不是后来的“轴心时代”,堪称文明创始的,除了黄帝,更有神农、蚩尤。尽管后人附会了有关黄帝“发明”的许多传说，但炎、蚩强盛之时，轩辕族还在草地上游牧不定。同样的传说则记载神农善用火，蚩尤造兵器……均留下不少奠基之作。
由此比照，什么是古典？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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