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讲西方哲学，需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何种哲学，是谁的西方？应该肯定，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方人，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中文，而不是西文。中国人通过西方哲学看到的西方是中国人的
用中国自觉意识研究西方哲学，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或主观愿望，而是对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事实的自觉把握。中国人学习、引进和研究西方学说，不是不分重点、没有选择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西学东渐四百年来的历史，莫不如此。明末清初之际，我们翻译《几何原本》，引进西洋历法；清代的洋务运动引进声光电化为三纲五常服务；在清末救亡图存的形势下，开始引进西方哲学思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风靡全国，是第一次高潮。
“五四”之后，我们重点引进与民主和科学有关的西方哲学，是第二次高潮。在引进罗素的逻辑经验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也引进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确实提供了什么是科学和民主的答案。这样的思想比西方哲学其他学说更有吸引力，不但吸引知识分子，而且吸引广大民众。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哲学的引进掀起第三次浪潮。中国人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以及面临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选择性地引进、研究西方哲学。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突破前苏联的教科书体系，于是我们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90年代之后，人们觉得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很多弊病，需要反思现代化，于是引进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的著作。
17世纪以来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中国人总是根据政治和社会改革以及文化建设的需要，有选择而不是盲目地，有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地引进、研究、传播和吸收西方哲学，这是历史事实。我们既要从事实出发，又不是消极地承认事实和适应历史，而是要对这一历史事实作出价值判断，也从中吸取一些历史教训。
首先要看到西方哲学传统和中国哲学传统有不一致之处。西方哲学有爱智慧传统，西方哲学家为智慧而爱智慧；而中国哲学有经世致用的道统和学统。按照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需要来选择西方哲学的时候，中国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经世致用眼光看待西方哲学的爱智传统。虽然我们引进和研究西方哲学有多年的历史，但西方哲学中为智慧而爱智慧的那种纯粹思辨的传统，可以说还没有被中国人所理解、所接受。当然，为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需要来引进西方哲学是正当的，西方哲学确实在这些方面有它的用途；但也要看到，除了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需要之外，西方哲学对中国人的生活还有其他的应用，不仅对中国人集体的、公共的、社会的生活有用处，对个人的生活，对个人的精神追求和终极关怀，也有用处。今后中国人还要继续按照社会集体的需要来选择西方哲学，这个方向不可改变，也无需改变；但以后要有更加多元、更多层次的需要，有更加个性化的选择。
其次，用中国人眼光看待西方哲学，有不自觉和自觉两种情况。一个介绍者、叙述者不知不觉地表达他的立场、观点、解释和评论，这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但如果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哲学史的材料，那就是哲学批判和创造的方法。哲学史是评述结合，而哲学批判和创造则是论从史出，两者是有区别的。这是哲学史家“说哲学”和哲学家“做哲学”的区别。冯友兰区别了照着讲和接着讲，现在有人要区分学问家和思想家，也是这个意思。在西方哲学研究里，大部分人还是采取哲学史家的态度和方法，缺少中国式批判和理论创新的自觉，他们的研究只是译介结合、评述结合的历史言说，而不是论从史出的理论创新。缺乏中国自觉的西方哲学研究难免产生人云亦云的教条主义。没有中国自觉意识的研究成果不但在中国没有前途，也得不到国际哲学界的认可。
最后，中国意识的自觉表现为中国式批判。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扬弃了的肯定和有保留的否定之间的张力。中国式的批判并不忽视和排斥西方人的批判成果。事实上，有着强烈批判意识的西方哲学内部，有很多批评主流哲学家的声音。中国式的批判需要在西方哲学界内部批判的基础上，作出既符合西方事实、又有利于中国当代哲学前进的判断和抉择。近30年来，中国人一直以积极态度和正面评价来引进西方哲学。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当今西方哲学的危机，对它消极、负面的社会影响，要引以为戒。
马克思指出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只要我们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在中国就能在获得现代形态的同时，获得它的世界形态；在反映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同时，也会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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