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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说史丰富思想史

2008-07-1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赵瑞民 我有话说

六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是由著名思想史专家张岂之教授主持、由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该书在总结50年来、特别是最近20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发展历史提出了的新认识。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众多思想家提出其思想学说时,并不是另起炉灶,重新提出自己的概念范畴系统,而往往是采用依托圣人立言的形式,依托经典,通过对经典的注解与阐释来提出其思想学说。因此,对中国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的把握,往往离不开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考察,需要将概念、范畴置于学术发展演变的整体序列中,通过对源流与发展脉络的探究,把握考察其内容的演进与细致差别,从而呈现这种演进的思想史意义。《中国思想学说史》力图按照中国思想史自身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不是进行孤立的理论分析,随意地剪裁、解读思想史料,将思想学说削足适履地纳入某些既有的理论框架或理论预设之中,而是结合学术史的研究视野,立足于思想背后深沉浑厚的学术土壤,在整体把握学术发展源流、脉络的基础上去分析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思想家思想学说的特点、价值、意义、成就、贡献与地位,使理论分析更为切合思想史自身发展的实际,从而避免臆断与穿凿,避免浮泛肤浅之论,深化思想史的研究。

思想学说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同一时期不同的思想家,其理论建构虽然往往会采取不同的路径,有其独特的思路,但仍不能独立于时代思潮之外。同时,生活于同一时期的学者之间在学术诘辩、争鸣与商讨、交流过程中的相互启发、借鉴、吸收也无疑会影响思想学说的面貌。《中国思想学说史》在写作中体现了这一思路。如宋代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各种思想史著作所着重研究的内容。《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在对理学进行研究时,就特别注意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宋初以来在治学方法上由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是理学思潮兴起的前提条件。第二,唐中叶以来,佛道之学对儒学的挑战日益严重,众多的儒家学者反思儒学,逐渐认识到儒学在心性论方面比较薄弱,为此,他们日益关注心性问题,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发掘心性论资源。第三,宋代学者思想自由活跃,学派之间经常相互争鸣、批判,在批判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互相吸收。理学作为宋代学术中的一个流派,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与同时期的其他儒学学派有过种种学术交往。这种学术交往对于理学的思想路径的选择、理论重心的确定以及内在逻辑的展开方式、理论特色的最终形成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考虑,《中国思想学说史》设立专章对宋初儒家学者变革学术方法、寻求儒学更新路径的过程进行了研究,力图将理学的产生置于时代学术变迁的整体氛围之中加以考察。同时,《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在《理学篇》之外设立《子学篇》,对与理学并存的宋代其他儒学学派进行研究,力图勾画出宋代思想学术发展的全景图,从而在这一全景图中对理学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和更为深刻的把握。

这部著作注意思想家建立理论体系的学术方法。《中国思想学说史》在总结历代思想家的理论成就时,特别注意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例如分析《庄子》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先抓住其“三言”笔法,所谓“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三言”是理解《庄子》思想学术的一个关键。正是“三言”使《庄子》“风云无阖,神鬼变幻”,从而具有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学术体系,以致“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又如重玄学在唐代的发展,是道教学者们在批判继承魏晋玄学有关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援佛入《老》、《庄》的结果,它集中显示了大乘佛教之龙树中观学说里“双非双遣”理论的深刻影响。因此,在分析重玄学的思想特色时,作者便着重于它的学术方法与思维方法,认为重玄学的建立,乃是“双非双遣”的中观理论在《老》、《庄》之注中的具体运用,重玄的旨趣,首先要破的就是玄学家的“双滞”(即滞于有、滞于无),既不滞于有,又不滞于无,亦不滞于非有非无。重玄之学,正是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方法,从而使本体论达到了更加抽象而圆融的哲学高度。

《中国思想学说史》张岂之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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