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推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较为粗放的对外开放模式也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妨碍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增加。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环境和资源较高损耗为手段的粗放型对外经济开放模式已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
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国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阶段式变化过程。根据WTO（世界贸易组织）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2003年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为38.4%,发展中国家为51%,中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68.44%和65.51%,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较多,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2004年我国消费率为53.6%,比2003年回落1.9个百分点,与1978年相比下降了8.5个百分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2007年开始好转,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强,消费与投资增速的差距缩小2.2个百分点;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个、4.4个和2.5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但这还不够。
过度依赖对外贸易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例如,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会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加大经济运行风险。一旦世界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必然会对我国产生冲击,同时加剧贸易摩擦。因此必须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努力做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为此,要着力促进城市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加大社保和医疗、卫生、教育投资,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确保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提升;要着力促进农村消费,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投资;要着力促进消费热点和消费结构升级,大力发展与衣食住行用相关的通信、文化、旅游、住房等产业。
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
提升协调利用中资与外资的效益
对外资的充分利用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例如土地成本。尽管国家明令禁止以压低地价为手段招商,但一些地方政府为达到引资目的,仍不惜以低于成本价格甚至无偿出让工业用地来吸引外资,致使引资“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2006年审计部门审计调查87个开发区,发现其中60个开发区存在违规低价出让土地的行为,65个开发区制定了明确的财政返还政策,79个开发区向企业返还120.15亿元。这实质是贱卖了土地这样一个稀缺且不可再生的资源。
又如税收成本。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在我国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这不仅使外资企业规避了社会责任,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也人为制造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使国内企业很容易输在起跑线上。
再如环境成本。发达国家从保护本国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出发,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等途径,将造纸、建材、制药、纺织、化工等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引资心切和管理薄弱,大大降低环保标准和治污成本,甚至不惜牺牲当地居民的长远利益,对那些污染严重、破坏生态的项目大开方便之门。这些地区虽然表面上短期经济收益增加,但与其付出的巨大生态成本相比,其长期社会收益将为负。
《1999世界投资报告》中写道:“有必要认识到跨国公司的目标与政府的目标并不一致:政府试图促进本国范围内经济的发展,而跨国公司试图增强其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力。因此,并不是所有的FDI都总是并自动地符合东道国的最佳利益。有些会对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我们不能继续沉浸在引资规模的扩张上,而是要追求引资质量的提高。要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保证国内企业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来提高投资门槛,吸引真正有实力的投资者。要对外资投资方向加强引导,调整引资政策,使外商投资逐渐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调整过去对所有外商项目一视同仁的优惠政策,对世界领先的或我国急需的高科技项目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扶持。
存差是指商业银行存款减去贷款的差值。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近年存差在进一步增加。这反映了储蓄增长相对过快,信贷增长相对不足,资金闲置和使用效率低。可见,当前我国并不缺乏建设资本,相反,中方资本大量过剩。在这种新形势下,倘若继续过多引进外资,势必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中资的有效配置。因此,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资与外资的效益,是亟须统一认识和创新政策的重大问题。
积极降低对外技术依存度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仅为5%。在158个国际一级学科组织中,我国担任主席的只有一名。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经济收益的增加却与之不成比例。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初级产品,附加值低。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没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竞争力。比如，中国的纺织品、服装、皮革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都是全球第一,但国际竞争力仅为第12位、第30位和第13位；作为世界上电视机最大的生产和出口国,在电视机的40项专利中,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有18项,而且都是些非核心技术。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并不积极创立自主独立的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只是简单地依靠来料加工、代工贴牌来维持运营,赚取生产链低端的微薄利润。
根据国际经验,在来料加工贸易方式中,国家实际能够得到的外汇收入约为贸易额的20%,国民所得更为有限,因此,赚取高额利润是外资公司热衷投资加工贸易的最主要原因。表面看来,跨国公司投入或转让的大多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所谓“适用技术”,实质上这些技术在国际上仅是二三流、已过时的。真正的高新技术、上游环节技术、产品开发技术很少会在发展中国家转让或投入。因为对投资方而言,技术是其立身之本,他们必须对技术进行严密的控制,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其核心技术的外溢。可是我国的合资企业却过于依赖对方提供的现成技术,自主开发动力不足。
事实证明,“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获取的贸易利益终究只能是暂时的和伴随巨大代价的。照此模式继续下去,只能使我们丧失技术进步的动力,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最终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需要解放思想,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战略”为“知识产权优势”,只有如此,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形成并长期保持。那种只强调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不强调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做法,那种主要寄希望于依赖不断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策略,那种看不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双面效应的思维,都是不科学的。
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
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源”(指某些进口比例很高的外国能源和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急剧增长。石油从1993年成为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已接近50%的警戒线。预计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在未来二三十年将继续呈扩大势态。
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是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外流。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单纯由于涨价因素,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近年来能源价格暴涨使中国国民财富净溢出的总额更是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会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背负沉重的成本负担。其次,过度依赖国外能源会威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安全。第三是易引发国际争端。
尽管能源大量依赖进口存在较高风险,但进口仍会是中国能源供给的重要途径。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把握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能源对外依赖度没有必要警戒,其理由一是从国外进口开采成本低,符合经济规律;二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遭遇过政治上的禁运。但当前屡屡突破百元、日日企高的原油价格令低成本说不攻自破,今天没有遭遇禁运也绝不代表未来就没有遭遇禁运的可能。中国能源进口依赖无风险论并不能成立。防范措施一是尽快建立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二是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三是要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浪费。
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
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
2006年4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大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拥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是非常必要的,但若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数量,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首先,超高的外汇储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储备超过万亿”被发达国家看做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最具体表现,他们因此更强硬地要求人民币升值,并以各种制裁措施相威胁。其次,外汇储备结构不合理会导致国民财富大量流失。财富流失有两方面表现:一是单纯由于美元贬值所引起的损失,二是外汇储备收益率过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主要以活期存款和国库券等方式放在海外生息保值、套利套汇,这实质是国际货币流通国无偿或低息长期使用外汇储备国资源,并获得大量的铸币税,使我国变相地成为资本输出国。虽然美联储一再加息,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上升空间有限,据权威部门公布,不会超过2%。而外资企业在我国的直接投资收益率平均在22%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出售宝贵资源、初级产品及廉价劳动力所赚取的外汇,又拿到美国去购买债券,给其提供更多的融资机会,使其有更大的可能性来中国赚取20%以上的利润,我们自身却收益甚微。外汇储备规模过大最终会把它的消极负面影响作用到国内经济生活上,引起国内流动性过剩,非理性投资活动膨胀,价格机制扭曲,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解决外汇储备过度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也要合理配置手中已有的外汇资源。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社会保障完善,从西部开发到东北振兴都需要大量资本投入作为保证。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除了合理安排其在境外的投资结构,尽可能实现保值增殖,还应有计划地激活这些资源,用于国内急需和有建设性意义的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事业。也可搞“主权基金”,或直接进行“海外购物”,购买高技术及设备或相关物资等。总之要降低货币资本储存的机会成本,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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