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昌的《大普学历》（长江文艺出版社）是写工农兵学员的。工农兵学员，对于今天的80后、90后们来说也许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但其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
工农兵学员指的是文革期间执行的一种
王金昌是以忠实于历史真相的态度来写这本书的。历史叙述要么是建立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基础上，要么就反其道而行之，以颠覆的方式重写历史。王金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与这两种状况都没关系，他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他的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不对故事情节做太大的虚构，不为了故事结构的完整性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他尽量保持生活原型的原生态，这也就带来一个结构上的特点：多线索的并行独立的发展。王金昌写了好几位工农兵学员，有从部队来的王建国，有被县教革委主任看上为女婿才进了大学的吕继红，有下乡知青王思哲，还有已经当上省革委副主任却要补上文化知识这一课的严凤英，等等。按一般的小说写法，就会在这几个主要人物之间重新设置关系，发展情节。但王金昌并没有这么做，他宁可让几个人物处在游离、松散的状态之中，也不愿意破坏了人物的自然状态，因此从小说的角度看，作品缺乏情节逻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部历史档案来看的话，这就是一部没有被人为破坏的、保留着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历史真相是由细节构成的，《大普学历》中有大量的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如华大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到红星农场学农，值日的同学在分饭的木桶底部发现一只死蛤蟆，“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可看着各组已经吃得正香的师生们，他们就没敢声张，匆匆扔掉完事”。这样的细节，就像是生活中的插曲，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并不承载意义的阐释，也正因为它们不承载意义的阐释，让我们很难将它们安放在被建构起来的历史框架之中。历史的建构是在大大牺牲了历史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哪怕看上去最完美的历史建构，我们也应该持有质疑的态度。
作为过来人，王金昌的写作显然带有情感的因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写出《大普学历》几乎就成了我的使命的一部分，那是一种牵肠挂肚的眷念与惆怅。”但王金昌并不是要做一篇翻案的文章，他不过是通过一种真实的叙述来了却自己的心愿。他写这部作品，试图为被妖魔化的工农兵学员还一个清白。但也表达了他的一个挑战社会不公的理想：“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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