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台湾学者谢宗林翻译的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全译本，如果这次出版能促成重读亚当・斯密的风气，那将是意义非凡的。我们知道，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至圣先师”，亚当・斯密生前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唯市场论”的观念迄今为止十分流行，为数众多的官员、经济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对此信之不疑，而他们最常引用的经典就是斯密的《国富论》和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唯市场论”者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与相关的法制规则都很不成熟的时候，就主张把一切都放到市场中去，让它们去接受这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的调节，结果，许多为人诟病的后果出现了。
斯密一生仅仅出版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但有趣的是，我们和斯密本人对这两本书的重要性及意义的看法完全不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正好相反。我们一般都对《国富论》耳熟能详，人们也将此书奉为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更关键的是，《国富论》对其后的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包括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变革进程。他的《道德情操论》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这与斯密本人对其著作的自我评价几乎截然相反。
《道德情操论》是斯密的成名之作，在当时为他赢得了国内外极佳的风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晚年当过海关署长，斯密的身份始终是一位出色的道德哲学家，他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斯密和好友大卫・休谟等著名哲学家一起，构成了著名的英国情感主义一脉；我们当下的道德话语与道德理解大都奠基于情感主义与康德开创的义务论伦理学所进行的道德思考。如果要举出这两大流派的三本最重要的著作，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必在其列。斯密为此书可谓呕心沥血，全书历经五次修订、六次出版，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完全投入在修订、增补此书的工作中。《国富论》当然在斯密生前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作者本人也因此得益，但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斯密本人对《国富论》受到过度重视的情况不喜反忧，在去世前，他甚至想把《国富论》付之一炬。
《国富论》主张人皆有“自利”、“自爱”之心，每个人在外在的经济行为中都是以此为动机，但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有力地引导这些自利行为，使之能够增进社会总体的利益。但无论如何，《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增加与逐利的经济行为，因此，立基的人性基础是人性中自利、自爱的性质。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立足于经验观察，提出人皆具有“同情”的道德能力（即人都能够与他人进行设身处地的“换位感受”），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他的道德哲学论述。粗看起来，斯密在两部作品中体现的对人性的基本观察，或立足的人性论，相互是有矛盾的。的确，《道德情操论》倾向于人的“利他”的一面，而《国富论》则立基于人性“利己”的一面。这就是著名的“斯密问题”的由来。但是，将这两部书中体现的人性论完全对立起来是有问题的，正确的理解是将它们结合起来看。斯密认为人的自利、自爱本性可能更根本一些，但这种自利或自爱绝不等同于自私或恶，因为人性的基本面中还有“同情”的道德能力，正是这种人性的基本能力，使他人的幸福对我们具有充分的重要性，而一个完整的人永远不会只是一个受“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经济人”。在这次汶川地震中，几乎每个人都表现出的同情心不正印证了这种看法吗？
抛开《道德情操论》，只看《国富论》，我们往往会得出那些为斯密本人深恶痛绝的结论，如人性本质是自私的等等。这些结论再推进一步，就会认为在经济行为中人们是可以作恶的，因为人性本质如此。但我们相信，这样形成的市场经济不但是坏的、与人们的幸福正相抵触的，而且与斯密的设想也正好相反。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预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任何人，尤其是拥有政治经济权力的人，都不可以将其他人视为可以任意支配的手段和工具。这其实与康德的“人是目的”的著名命题殊途同归。而在现实历史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支配关系比比皆是，如何克制这种俯拾皆是的恶，以保证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呢？斯密在人性的角度开出的药方就是《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这一点也不空洞，因为这正是一切正义、公平的制度的人性基础。由此看来，真正的市场经济与我们的“和谐社会”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所说，“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话就要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而且一定要右手为大。”
这次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全译本，译笔扎实细致、严谨朴实，与不可靠的过度意译不同，译者以完整传达作者的文意与风格为第一要义，但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雅致、简洁。此书译者是出色的台湾学者谢宗林先生，除此书外，谢先生还译有斯密的《国富论》，由这样一位对作者思想有所专研的学者操刀翻译，译文的质量是大可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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