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是否有叙事诗,中西方历来颇多争议。西方早期没有叙事诗的概念,但有叙事性质的诗歌,他们称之为史诗,并界定为规模宏伟、篇幅较长,再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的诗;在古代民间流行的众多的歌谣的基础上,经过集体编制而最后形成大型诗篇。以西方的史诗视角为剪裁标准,黑格尔断定中国是没有史诗的。以国学大师
事实上,在中国叙事诗包括史诗、故事诗、英雄颂歌和诗剧等,指描写人物、事件、场面,有一定的情节和故事,在叙述事件进程中袒露诗人的感情,结构上有较大的跳跃性的诗歌。不论篇章的长短都叫叙事诗(当然,史诗也是叙事诗的一种),中国不仅有叙事诗,而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只是与西方完全不同而已。这种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从起源和思想文化上。《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志,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种“言志”的理论一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对于文学的教化说、审美说、娱乐说等功能,中国历来主张教化的目的与功用,强调“文以载道”。早在战国时《荀子》就提出“文以明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唐代韩愈“文者,贯道之器也”,柳宗元“文者以明道”也,周敦颐“文,所以载道也”等等,这种功用目的造就了中国早期带有抒情性质的叙事诗的独有品格。而在西方,人与自然分离后,就产生了强烈的个体意识。在西方这种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文学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体现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安・邦纳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古希腊民族对“人”极为重视,黑格尔说是“心灵自由的需要”。完全不同的目的形成了中西早期叙事诗的巨大差异。
其次,文化与价值取向差异,导致了叙述情节的迥异。中国叙事诗的叙述者往往更加关注现实,关注人生。《诗经・雅》中的五篇叙事诗,重视载道的功用,重视歌功颂德。它们都没有过多地注重艺术形式,不在意情节与结构的完美,缺乏“头、身、尾”连贯的结构,这无疑影响了对最富情节冲突的事件的叙述,但也形成了中国叙事诗情节的跳跃性与短小精悍的独有特质。而西方的叙事诗张扬人物个性,大胆缥缈的幻想,浪漫主义色彩使之更注重结构的巧妙与完整,情节的有机统一整体,更讲究宏大的叙事,这在西方成了永恒不变的结构范式。
最后,在语言的使用上。中国诗歌是最讲求意境、讲求炼字、讲求形式完美对仗,这无疑对语言有了更高的要求。早期的叙事诗,用语简洁,节奏明快,体现了质朴的风格,表现出简约、隽永、灵秀的诗风。以《诗经・生民》为例,短短一句“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讲述了姜?踏帝趾印生子而后得人帮助的经过。《女曰鸡鸣》描绘了夫妇间的一段有趣的生活片断。这种言简意赅、意蕴深远表明中国叙事诗更看中理性,呈现了一种静态的美。而西方叙事诗更强调感性,《伊里亚特》中光描写俄底修斯的一个伤疤就用了七十多行,至于人物的心理、行动、语言的描写更是浓彩重墨、精雕细琢。
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早期的叙事诗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一段段生活场景，一场场儿女情长，甚至一段段有趣的对话，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恬淡自然的叙事、从从容容的讲述中体现出了中国叙事诗完全异于西方的最基本特点。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国家的诗歌也会有它独有的特色。悠悠千古叙事诗，记录了一个民族的世事变迁，从稚嫩的童年、懵懂的少年，一路走到今天。在这些优美的叙事诗中，我们见到了祖辈真切的生活、亲切的身影、深情的呼唤，它是一个民族不能割舍的历史，它流淌在我们后辈的血液里，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走到今天，又将如何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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