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原本是讲义

2008-08-0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吴中胜 我有话说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1929年4月,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起初任外语系教师。1931年,应当时的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邀请,朱东润到文学院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

笔者在武汉大学档案馆查到了1937年全校“学程”安排。其中安排了朱东润上中四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课。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文学院大师云集,其中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专题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有黄侃,后有刘永济,与批评史关联甚密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苏雪林等名家。朱东润要站稳讲台,自然不可怠慢。为了上好课,他必须认真备课编讲义。那时的武汉生活条件又差,据朱东润后来的《自传》回忆,“那时的武昌最有名的是三不:道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我们平时都给电灯搞苦了,要开新课,不能不读书,遇到这样的电灯,实在也只能对付着搞下去。”“每周要写五六千字的讲义,查对资料不在其内,实在有苦难言”。为了准备讲稿,朱东润“常在武昌旧书店走动”。这样边讲边写,到1932年夏天,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1932年秋天,重加订补,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行删正,1937年完成第三稿,秋天开始排印。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天武汉大学西迁,这时讲义只印了一半。下半部分文稿因此失散。又经过多年的修正,1944年,在著名学者叶圣陶的赞助下,朱东润的《大纲》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和郭少虞、罗根泽的批评史并称本学科的经典著作。回想此书的成书历程,我们可以说,此书从一份讲义开始,经年复一年的修改补正,终成学术经典。

读《大纲》,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学术精神。在武汉大学馆藏的讲义前面,朱东润说:“中国文学批评史,现时惟有陈钟凡著一种。观其所述大体粗具,余仓卒成书,罅漏时有。”既指出北京大学陈钟凡在本学科的开创之功,又指出其不足,出言实事求是。又说:“今兹所撰,概取简要,凡陈氏所已评,或从阙略,义可互见,不待复重,至于成书,请候他日。”意在出新,心存高远。到1943年,郭绍虞和罗根泽两位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陆续出版。朱东润对他们的治学热忱和撰述的价值深表钦服。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是照抄袭诸位先生的现有内容,还是另起炉灶呢?如今的大学教材天下一大抄,真正在内容和体例上有所创新的甚少。拿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学科来说,据笔者粗略统计,全国现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论》教材有十余种,但在内容上、体例上都大体一致。朱东润当年是怎样处理这一问题的呢,他在《大纲》自序中说:“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袭;在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显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违反。因为局势相同,所以结论类似,同时也因为立场不一,所以对于万事万物看出种种不同的形态。这本书的内容,和诸位先生的著作有异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当然,原不足怪。”

更值得一提的是,朱东润的《大纲》是在战乱年代写成的,其精神尤为可佳。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战时的书肆,贫乏到怎样的程度,战时的图书馆,凌乱到怎样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后,大家也许不易想象。”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