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20个自治州和55个自治县处于内陆省际边界，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壮侗走廊等民族聚居区基本上处于其中。这些地区往往是资源热点、交通“断点”、生态弱点、经济冷点，但又拥有市场的相似性、要素的互补性、联系的便利性等特点。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绝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却影响
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省区交界地域应是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重点区域，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是“统筹协调”和“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它们若不能协同发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区域存在断裂，就称不上“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
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是构建和谐边界、和谐社会的需要。过去，由于省、县行政区域边界不清，引发了大量的争地、争林、争水、争矿事件。事实上，边界纠纷的实质是自然资源权属争议，凡是存在边界争议的地区，都是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在民族地区或多民族杂居地区，由于边界和资源问题发生纠纷的双方是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部分，极易影响民族团结。无论是实现小康目标，还是构建和谐社会，都离不开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我们必须从国家稳定这个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做好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问题。
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是制定并实施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政策措施的需要。2005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分类指导，制定并实施符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措施。”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区位偏僻，交通不便，远离中心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穷山恶水，生活和生产条件极差；是重要林区和水系源头，是我国生态环境的绿色屏障。但我国民族成分众多、聚居散居并存、互有“插花地”的局面又使不同的省际边界民族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版块”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差异还将继续存在。因此，针对不同接边民族聚居区制定不同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相应政策措施非常必要。
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具有客观基础和现实需要。省际边界民族地区地缘关系紧密、自然条件相似、生态环境相同、人文习俗相近、发展水平相当、经济交往久远，是一个在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特征等方面都具有较强同一性的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地理单元，这构成了省际边界民族地区协同发展的客观基础。但当前，在省际边界民族地区，往往由于不同的开发主体利益不同而各自为政，严重影响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充分发挥。如基础设施――省内重复建设，省际限制共享；“生态”环境――一味开发资源，省际生态失衡；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产品流出，限制产品进入，争夺要素流入，限制要素流出；产业和企业――产业趋同严重，龙头企业少，鼓励企业进入，限制企业流出；市场竞争――区域过度、无序竞争，区域整体竞争趋弱。
所以，研究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如何协同发展，笔者认为，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目标模式是无缝对接。所谓无缝对接，是指有一定地缘联系的若干地区之间通过经济合作、经济联合或融合而形成经济版块的模式。对接是形式和前提，无缝是目的和状态。省际边界民族地区无缝对接目标模式的纽带是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感；基础是交通对接；核心是建立中小城镇群，培育经济增长极；落脚点是市场共建、产业互补，共同培育区域龙头企业。
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更需要国家政策的帮扶。一是可考虑在省际边界民族地区试点，建立省以上的行政协调机构，安排跨省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二是制定关于过渡地带的特殊政策。如中西部交界的一些地方，既没有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也没有搭上中部崛起的快车，仍然贫困落后，这些地区将成为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断层地带。如何制定过渡地带的特殊政策，促进这些地区经济协同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三是省际边界民族地区应纳入“兴边富民行动”范畴。省际边界民族地区与边疆地区有着较强的相似性，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新的差距和失衡使这些地区成为政策变化的敏感区和民族矛盾的潜伏区。因此，“兴边富民行动”的内涵和外延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延伸，由外向里、从边到内推进，把省际边界民族地区纳入其中。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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