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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2008-08-1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陈支平 我有话说

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他毕生的学术贡献,主要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探索研究工作。他力图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傅衣凌先生早年受过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学术训练,这对于他后来创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注重跨

学科的学术研究,关系至深。上个世纪40年代,傅衣凌先生立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后的学术文化土壤,学习和吸收苏联和日本学术界不同流派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的探索。这个时期所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可以说是傅衣凌教授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它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基本研究特点,这就是:在搜集史料时,除正史、官书之外,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以民间文献证史;广泛利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在探讨经济史中,特别注意区域性的局部分析,以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又从宏观审视微观的研究理念。

半个世纪以来,傅衣凌先生从对区域农村社会经济的探索,进一步拓展至商业、商人资本、手工业、市场经济的各个层面。同时他对社会结构、阶级关系、民众生活等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此,傅先生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的,又是社会史的。从各个角度反复论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是他一贯的研究中心。他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以及“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论”等,都是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关注经济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迁、群众运动的变迁、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思想文化的变迁所作出决定的理论升华。正因为这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傅先生在晚年所提出的“中国传

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

傅衣凌教授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学者。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开始了跨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傅衣凌先生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所进行的注重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探索,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秉持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地扩展到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使得历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更加紧密。如今,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生长点。中国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们对于法国年鉴学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傅衣凌教授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学,也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美、加和港台的一些人类学家,也接受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影响,注重民间文献的解读和阐释。当我们现在回顾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这一学术历程的时候,前辈学人所饱含的富有前瞻性的学术探索精神,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人认真继承和发扬。

为了全面总结傅衣凌教授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就,此次中华书局联系笔者搜集整理傅衣凌教授生前结集和未结集出版的所有论著,以《傅衣凌著作集》的形式予以重新出版。《傅衣凌著作集》共分六册:原《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依旧各自成册;原《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二书合为一册;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二书合为一册;其余各种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论文合为一册,根据先生生前的意愿,称之为《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

《傅衣凌著作集》六册基本上保存了傅衣凌先生的绝大部分论著,虽然有些早期的文章,已经很难寻觅,但是相信其数量相当有限。傅先生还有一些译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日本学者的《新安商人研究》和《宋代牙行考》等,由于体例的限制,此次整理编辑时一概不予收录。《傅衣凌著作集》的整理出版,相信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前辈学者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艰难历程,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无疑将产生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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