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学习、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华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学习，离不开学习思想的升华和发展。对中国学习思想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和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胡小林、袁伯诚教授主编的《中国
该书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它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治学特色，打破目前的学科、专业壁垒，综合贯通，吸收、融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诸相关领域的各种知识，对中国学习思想发展的轨迹、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我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受综合思维方式的影响，带有明显的综合、博通的性质和特点，重视通才、通儒的培养。这些通才、通儒，实际上就是一种综合性、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是传统思维方式在教育领域的自然体现。中国学习思想的研究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其中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按照我们目前的学科框架和专业分类，这种研究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根据该书的研究和表述，中国学习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天人整体之学，中华民族传统的学习模式几乎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模式，而该书也正是按照这一模式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学习思想史的。
该书的特别突出之处，还在于它对二重证据法真义的准确把握和成功实践。20世纪初叶，王国维总结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发展的走向。后来，陈寅恪也强调用“新材料”“研求问题”的重要性，成为对二重证据法的进一步发挥、发展。其中“新材料”不应专指出土的各种地下实物材料，还应包括往往不被珍视的传世文献中的某些材料。从常见书中发掘出新材料，同样也是二重证据法的一个应有之义。该书中有不少地方涉及新的出土材料，或用以补益传世文献之不足，或用以论证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由于是从学习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问题，许多传世文献中的常见人物、习见材料也得到新的认识和处理。
该书始终注意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双向考察和互动分析，对于中国学习思想史，既注意其内在理路，努力探索学习思想本身的机制、规律和特点，又注意其外缘变迁，全面考察外部环境对学习思想发展的种种濡染和影响。这样就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学习思想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变。此举也是对以往中国思想史研究名家、名著之成功经验的继承、发挥和发展。
（本文为胡小林、袁伯诚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习思想通史》序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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