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钟把化装捋成了一门艺术，从实践到理论，遍地都是他对这门艺术的热爱与真诚。
显年轻，太显年轻了。精气神样样齐全，身体啥毛病也没有。每天都得喝点啤酒，而且还是个夜猫子，晚上不到十二点就不愿意躺下，一躺下就着。不仅如此，老爷子还对现代生活方式“一点通”：刷卡消费，上网，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办了个打折卡，有时间就猫过去看书买书。最近，他发现买基金有点意思，就玩开了，还挺顺手……
不过，老爷子说了，基金“玩”得再顺手，也没有他对化装这个行当的感情深。
化装？不就是涂涂抹抹、描描画画吗？说来简单！王老爷子把化装捋成了一门艺术，从实践入手，到理论总结，整个过程中，遍地都是他对这门艺术的热爱与真诚。
化装师既是美术家也是雕塑家
化装师到底是干嘛的？有人说是织假胡子的。王希钟对此嗤之以鼻，“化装师既是美术家也是雕塑家，既是一个熟练的发型师，又像一个整形外科医生”。
不过，别看王希钟说得头头是道，直到20岁，他脑海里可是一点儿都没有“化装”的概念。那时，他的人生主题词是“流浪”和“谋生”。
1943年，15岁，由于家里的日子没法过，王希钟不得不藏起书包，跟山东长岛的同乡一道“闯关东”。在长春，王希钟进了一家织布厂当学徒，“用现在的话说，那时候我就是个打工仔”。背井离乡，总算有了个温饱，但就两年时间，工厂倒闭，王希钟又得另谋生路。老板人好，说给你两捆线当盘缠，你去沈阳吧。背起破行囊，王希钟奔向沈阳。到了大连他想起自己有个表哥在这里。于是，就投奔亲戚了。表哥说你别到处窜了，趁年轻就多学习学习吧。小学没毕业的王希钟再次走进课堂，在夜校识文断字。
学习着，偶然的机会，王希钟获悉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在招生。都20岁了，王希钟认为自己该做点什么了，看到这个消息，顿时来了精神，听起来拍电影很不错，“挺新鲜的，可以出风头”。于是就报名面试。操着一口胶东腔，他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段关于李自成的剧本片段。结果天上掉“馅饼”，他被录取了。这个“馅饼”怎么会砸到自己头上呢？王希钟想不出个子丑寅卯。他有时候暗暗琢磨：大概当时自己出身比较好吧，看上去还算单纯。
尽管出身好人单纯，但演员的头衔还是没给王希钟，他被分配去学化装。虽然有点遗憾，但乐天知命，王希钟没言语，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分配。
刚学了三个月，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拍故事片，需要化装的。一纸调令，王希钟和三个同学受命前往北京。此时是1950年2月。四个人开始硬干，学中干，干中学。今天的胡子粘得密，明天可能就稀疏得不行。不过，大伙儿有的是干劲，喜欢钻研业务，一听说有什么新的化装方法，赶紧模仿起来，只是有时候差点儿捅出大娄子。
听说可以用石膏涂在脸上翻模子，大家来了兴趣。王希钟自告奋勇，躺到箱子里，让同学往他脸上抹石膏。大伙儿都没经验，不知道怎么和石膏，弄一点就搅一搅，然后往王希钟脸上灌。实在憋不住，他就把石膏揭下来，揭得还算顺利，无大碍。只是后来一想，一身冷汗！幸亏有这么一搅，石膏都凝固了，要不然就出大麻烦了。
就这么慢慢摸索着，终于在1954年有了转机，王希钟被派往莫斯科系统学习化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他基本掌握了人物化装规律和肤色质感描绘等多种化装造型技法，对化装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专业水准。
让《西游记》里的“猴”与“猪”和观众脸熟几十年
从事化装行当以来，王希钟看电影就不是一般的眼光了。比如说，看前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的时候，王希钟就琢磨上了：列宁的形象怎么那么活生生的啊？进一步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什么时候我们也来试一把啊？
不光是王希钟这么想，包括他的师辈同辈也这么嘀咕过。但不能在影视作品中反映领袖的形象，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不成文的规定。怎么办？不打无准备的仗！面包总会有，机会也总是有。王希钟就开始着手搜集领袖的资料，文字的，大画册，只要相关，他就留下攒着。
有心人，天不负。“文革”结束不久，禁区开始不禁。经过几次小打小闹的尝试，电影《西安事变》的拍摄在1980年提上了日程，这意味着有十几个历史人物将首度出现在银幕上。得知这一消息，王希钟喜出望外，“机会来了，咱们就得闹一闹”。这一“闹”，动静不小，《西安事变》荣获了1982年电影金鸡奖最佳化装奖，王希钟走上了领奖台，这可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给化装师颁奖。
一炮走红，王希钟渐渐成了特型演员化装“专业户”。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特型演员想塑造领袖人物，化装不让王希钟看看，导演不放心，演员没信心。饰演毛泽东的古月、唐国强，扮演周恩来的王铁成、刘劲，出演邓小平的卢奇，都情愿让王希钟在他们的脸上下功夫。
除了在这些特殊的脸上下功夫，王希钟还在“猴”和“猪”的脸上下了大力气――他是电视剧《西游记》的造型设计。
杨洁要拍《西游记》，造型首先想到的就是老朋友王希钟。这把他给乐癫了，“这等好事到哪里找啊？太难得了”。但是领导浇了盆冷水，不放人。眼看嘴边的肥肉要掉了，王希钟那叫一个着急。他开始跟杨洁商量，能否不跟剧组，自己在家里做好造型，让学生到现场去化装？杨洁自然同意，她知道，当时偌大个中国，也就是这个人能揽下这档子活。
一得令，王希钟来了精神。每天一下班，他立即钻进工作室，钻进《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一个月时间，他就翻出60个模子，相当于一天两个。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为《西游记》进行人物造型设计，王希钟几乎调动了他在这片土地上几十年的生活积累。由于工作关系，他有机会游历名山大川、名胜古迹，见过许多民间雕塑与绘画作品，也亲耳聆听过各种地方戏曲。这些都是财富，一进入创作状态，就成了灵感来源。对于鬼怪的模样，王希钟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国老百姓想象中鬼的样子是三瓣头，像三座山峰，峰顶是秃子，谷底长头发，很特别，很怪异，孩童见了很害怕。我想塑造这样的鬼形象一定能被中国老百姓接受。这是中国的鬼，不像外国的鬼。”
最花脑力的还是“猴”和“猪”。孙悟空到底是应该像猴多一点，还是应该像人多一点？这个问题在王希钟的脑袋里盘桓了不知道有多久。太像猴就怕没有美感，太像人就怕没有猴的感觉。左思右想，试验来试验去，还是要在人与猴、美与丑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点”。王希钟总算有了个眉目：鼻子要像人，因为猴子的鼻子有点不雅观；嘴巴要像猴，带点雷公嘴的形状，但不能像猴嘴那么豁；眼睛要像人，猴的眼睛太凹了；额头要像猴；脸部要像人，突出一定的皮肤质感，猴脸皱纹偏多，有失美猴王的美誉。
还有毛发造型的问题。我们一般看到的猴都是恒猴，脸型尖瘦，毛发比较稀疏，色泽灰暗，不太合适。经过几番考察比对，王希钟决定用金丝猴的毛色和密度来设计孙悟空的毛发式样。
猪八戒的造型设计也让王希钟绞尽脑汁。这是一个缺点满身但又憨厚可爱的角色，怎么让他顺顺当当地走上荧屏，既有大人的模样，又招小孩子喜欢？起初，王希钟完全没有思路。灵机一动，他想到了儿童面具。但是，演员不可能戴着猪八戒的面具来表演，这又需要试验。特别是猪鼻子，多长多高合适？鼻头大小如何才恰当？面部的起伏，肌肉的高低，笑靥的深浅，都是问题。想给猪八戒弄对可爱的小酒窝，但演员戴的胶乳塑形面具与脸部皮肤之间隔了一层距离，酒窝的效果出不来。王希钟甚至想出在这两者之间安个小弹簧的“好主意”。演员一笑，通过弹簧的中介传递，反映到胶乳面具上……但很快被否定了，演员哪受得了！
几番折腾，“猴”和“猪”走上荧屏和观众混了个脸熟，而且这一“熟”就是好几十年。导演杨洁说：没有王希钟，就没有电视剧《西游记》这么精彩的人物。
一双慧眼一双妙手推出一批特型演员
一个好的化装造型对于演员来说有多重要？孙飞虎说：“不经过准确的化装造型，让我表演蒋介石那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艺术观念，几乎和王希钟一样。他说：没有准确的“形似”，“神似”便无以附丽，“神”便难以表达。
形成这样的艺术观念，王希钟是从现实工作中总结出来的。1991年，王铁成接演电影《周恩来》。因为电影要反映晚年生病时候的周恩来，王铁成没有尝试表演过总理这个时期的生活状态，有点怵。这个时候，王希钟出现了。他紧紧抓住周总理的眉毛特征做文章。“周总理的眉毛方向变化不一样，边缘很淡，中间有几根朝上，为了做到浓淡虚实变化适度，追求恰到好处，我反复与照片比较，多一根少一根都别扭。”这般的“根根计较”，结果是王铁成的艺术创作欲望给完全激发出来了，“我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就是我！”好了，到位！
王希钟的妙手经常让演员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拍摄电影《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扮演者还没着落。大家都着急，这时上海儿艺演员金安歌来试镜，他是饰演戴笠的候选对象。王希钟觉得这是个演张学良的好苗子，他把金安歌拉到化妆室，镜前放着张学良的资料照片，开始“照葫芦画瓢”：用一小片假发贴在他前额的发尖上，用肤蜡雕塑法，使鼻梁略呈拱形……看着照片上少帅的飒爽雄姿，盯着镜子里边的自己，金安歌愣了，“原来我也是张学良啊！”得了，齐活！
王希钟确实有一双慧眼，见一个识一个，识一个成一个。新一代“周恩来”专业户刘劲顺利“出道”就仰仗于他。1995年拍电影《宋家三姐妹》时，刘劲被选中演张学良。一天在化妆间，王希钟对他左看看右瞧瞧，然后说：“小伙子，你不光能演张学良，还能演一个人：周恩来。”当时刘劲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人家只是礼貌以见，姑且听之。随后双方揖别，各行各路。不料只过了一个多月，他就接到电影《遵义会议》剧组的电话，邀请他来演长征时期的周恩来。后来得知，剧组想找个年轻的“周恩来”，但始终没有眉目。找王希钟想辙，顿时他就想起有个年轻人可以胜任，但萍水相逢，不知道他的名字和单位。王老爷子发话了，肯定有十之八九的把握。剧组就到处打听，结果成就了“一锤子买卖”。从此，刘劲的表演道路一发不可收。
除了挖掘出周恩来的特型演员，王希钟还发现了邓颖超大姐的特型演员。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李知凡太太》，抗战时期，周恩来化名李知凡，所以这是一部以邓颖超为第一主角的电影，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剧组找来了几个人候选，让王希钟把关。这可让他很是为难，因为这些人没有一点儿邓大姐的影子。这如何是好？
手头放下，心头放不下。闲时看电视，王希钟觉得教观众烧菜的黄薇有那么一点感觉。但一向持重的他不轻易发话，决定再捱上一个星期，同一时间再看这个节目。仔细观摩对照了一番，就是她了！马上向剧组推荐，眼见柳暗花明，剧组自然把黄薇请来试装一把，没有问题。黄薇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改变，表演、主持一肩挑。
王希钟在发现千里马的同时，猛一回头，发现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马――他演了一把林彪。电影《西安事变》拍摄正酣，但是林彪的角色始终没有定下演员。大家习惯性地齐刷刷把目光投向王希钟时，他也无措。好男儿一身是胆，他决定自己来“消化”这个人物。那个曾经懵懵懂懂想当演员的热血青年，人到中年时终于过了一把表演的瘾。但是这点“瘾”让王希钟无法满足，他觉得自己和林彪“贴”不到一起，他通过反复观察，发现自己更像徐向前。
把别人和自己“发现”个遍的王希钟总是赢得格外尊重，大家都说他的眼光有点“毒”，硬是能在“不可为”的地方挖出“可为”之处来。王希钟不以为然，他喜欢这么一段论述：“正如帽匠关心人头，鞋匠注意人脚，刽子手专盯人脖子一样，画家、诗人、舞蹈家、作家看人时各有自己的着重点，就是说，文艺家一接触人，形象思维就起作用。”搞艺术的，都这样。
“满街都是曹操”
王希钟始终视化装为艺术，他把“化妆”和“化装”的界限划得很清晰，“化妆是生活，化装是艺术”。在艺术世界摸爬滚打一辈子，王希钟培养出了自己的人格性情。
王希钟向善，是位好好先生。有事要帮忙？行！走！不管是本单位的，还是外边同仁，言语了，背起个化妆包就出发。而且，这前前后后不谈论报酬，很简单的一条原则，“看着给就行”。具体一点，就是十六个字，“多了高兴，少了不恼，给了接着，不给不讨”。
别人说，王希钟太厉害了，孙悟空的造型那叫一个棒。王希钟赶紧往后撤，说：您说慢点！孙悟空惹大家喜欢，全是六小龄童的功劳。您看那一双眼睛，嚯，会说话，有神！造型谁都可以试一把，但再也找不到那双“眼睛”了。
学生任宜工说，老师脾性好，对谁都是笑呵呵的。一次在南昌拍电视剧，开机前演员来化装组报到。他们来试装的时候，王希钟坐在最外边靠门的地方，每看到有人来，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站起来热情地打招呼。试装完毕，他又站起，亲自把他们送到楼梯口。化装组的后辈有点不理解了，这么辛苦地迎来送往，何必呢？王希钟的回答是：“人家大老远满怀信心赶过来，就为了试次装争取一个角色。要是效果不好被刷下来了，那心里多不好受啊，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亲切点。”
王希钟总是想着让别人心里好受，自己心里却越来越不好受了。他总是希望一个优秀的化装师，要重视培养深刻的观察力，“通过人的面貌看到宏观世界，看到时代，看到社会，看到人生”。但现在这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大家都不把化装当艺术了。
曾经，有关部门还组织召开“全国电影化装专业会议”，同仁们济济一堂，探讨化装事业的发展，发表专业论文，煞是热闹，现在早就没有这么回事了；“化装”的声音渐渐弱了，成了“化妆”的天下，都“美容”了。人物的背景没了，人物的性格没了，就单纯地追求美。什么是美？美就是白，白就是美，就是要你白，“满街都是曹操”；一些明星都自己带美容师了，不考虑人物性格的发展脉络，不考虑其他演员的表演风格，把剧组的化装师扔在一边，一下飞机就表演，一进剧组就单干，不写人物小传了，不相互探讨人物关系了，甚至台词都不背，靠后期配音或者旁人提词，拍完就拍屁股走人，赶场；更无法接受的是，有些不承担表演任务的主持人、采访记者，出镜时也“越俎代庖”，浓妆艳抹起来，而且是“越来越浓、越涂越艳、越抹越俗”……
王希钟心里就纳闷，怎么可以把化装看得如此简单呢？化装有其特定的理论体系，有其特殊的艺术规律，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怎么可以随便搁置一边、不闻不问呢？
王希钟不仅把化装当艺术护着，而且还当文化供着。在著述《影视化装技巧》中，他这般写道：唐代诗人张祜有首七绝是写杨玉环三姐虢国夫人的，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乐史《太真外传》也记载：“虢国不施脂粉，自玄美艳，常素面朝天。”这位虢国夫人，为了炫耀自己的美貌，连面朝天子都不施粉黛，很典型，合乎逻辑。但是有的电视剧涉及这个人物时，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个贵妇人，一如既往地把化妆品往演员脸上堆，这让王希钟有点恼火：“在这里看上去只是涂与不涂脂粉的微小差异，实则却是艺术形象内在含义的差别。这点脂粉看上去无足轻重，在艺术上的价值却是举足轻重的。”
恼火归恼火，王希钟也有欣慰时刻。比如说，他的著作《影视化装技巧》6年来6次印刷，我们国家真正的影视化装理论著作，这算是第一本。现在，出版社准备重新出版，让他修订补充内容，他乐此不疲。有的剧组拍戏期间碰到造型上的坎儿，会心急火燎地请他出山，他有求必应，爽快地“顾问”一下。不管别人对化装怎么看待，王希钟说这辈子就献给化装事业了，他认了。（本文照片为本报记者郭红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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