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短期压力为长期动力

陈东琪：1955年8月出生，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1992―1993年在美国贝克莱加州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著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微调论》、《新政府干预论》、《中国经济学史纲要1900―2000》、《双稳健政策――中国避免大萧条之路》等。现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

1 六年持续发展调整顺理成章

陈东琪：中国经济经过连续六年的扩张发展和持续繁荣，现在到了一个调整的时期。2001年上一轮中国经济见底、转折，由下降转向上升，全球经济也在这时复苏，特别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由低谷时期推向繁荣发展。整整六年时间，经济增长逐年加速，2002年是8%，2003年是9.3%，2004年是10%，2005年是10.4%，2006年是11.6%，2007年是11.9%。

这一轮经济上升期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原来只有两到三年；各年是逐年加速，不是突然加速一下子窜到两位数，向上运行平稳，持续性较好;这一轮的发展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CPI平均水平不高，只在3%以下，而十年的平均发展速度在9.8%以上,高增长、低通胀的组合非常典型;经济增长的效益也较好,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也有所增长；国民福利明显改善，人均住房、人均拥有信息产品、财产性收入等都有所增加。

这六年是历史上发展很辉煌的六年。从增长的持续性到各大主体的收入增长，再到发展效益都是最佳的，这得益于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宏观调控注重五个统筹和机制创新，成效显著；另一方面，对三农给予了重点支持，提出新农村建设后，还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取消农业税，增强了工业和城市对农业与农村的反哺力度。尤其是后四年,农业发展势头较好，粮食生产连续四年增产。

记者：中国经济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其实也累积了一些问题，怎样通过此轮调整来解决？

陈东琪：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也具有波动趋势，繁荣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需要通过调整来积蓄新的发展力量。同时，持续高速发展中还积累了一些问题,需要通过调整来解决，一是能源资源价格被扭曲，六年的高增长低通胀使得能源价格没有增长，CPI也被抑制了六年，需要释放。二是经济高速发展，但能源资源的供给环境却没有改善，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瓶颈。能源、原材料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能源消费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生产用电、生活用电扩张快，电力供应紧张。三是运输紧张，从我国工业布局看，资源在中西部，粮食在中部和东北部，电也在中部地区，输电运煤运粮都需要大规模的长距离远途调运，加大了运输压力。内有这些积累的矛盾，外有石油、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还有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以及美国、欧盟、日本三大贸易伙伴经济下滑的全球性严峻现实。我国出口依赖度高，去年超过70%，顺差占GDP比重超过7%，在这种世界背景的影响下，出口下滑未能幸免。那些出口导向型企业增长减速也更是在所难免,特别是出口龙头的长三角、珠三角首当其冲。

国际通胀和国内通胀的双重压力，内部经济调整和外部经济下滑的双重需求，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一个调整阶段，其中房地产、制造业、资本市场等各类市场的调整，特别是经济比重大、对外依存度高的东部发达地区调整会更大一些。

调整不可避免，调整本身也不可怕。市场经济有其基本规律，有升有降，有涨有落，但应通过宏观调控避免出现硬着陆，出现经济的持续滑坡，防范市场深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 矛盾错综复杂调整难度较大

记者：你认为此轮调整较以前的调整有何新的特点？

陈东琪：此次调整有一个新的特点，大量的数据说明当前经济环境中有七对上下矛盾：一是经济增幅下行，综合物价上行；二是CPI月度和季度增幅下行，PPI月度和季度上行；三是外需顺差增长下行，内需投资增长上行；四是投资和消费名义增长上行，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下行；五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下行，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上行；六是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增长下行，而财政收入惯性上行；七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上行，而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行。

其次，此轮调整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去年信贷增长快、货币供应充足、企业资金多、流动性过剩；而今年这些情况陡然转变，信贷增长减速、货币增长下降、企业资金紧张，流动性出现结构性不足。货币供应量方面,狭义货币M1去年上半年超过22%，而现在不足14%；信贷去年上半年超过17%，而现在只有14.58%；今年信贷额度，前两个季度已用了65%，三四季度将趋紧；现在整个市场流动性偏小，中小企业资金困难，流动性变成储蓄。总体的资金形势是由去年的过剩，变成现在的偏紧，这使得一些地区和生产企业资金紧张，特别是一些中小外向型企业，面临资金严重短缺的局面。

由于企业经营难度加大，使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去年新增就业岗位较多，而今年整体就业环境趋紧，影响了大学生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曾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区域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就业机会减少；而中西部经济发展，吸纳一部分就业，才有效缓解了就业矛盾。但今年的就业问题仍不可掉以轻心。

最后，今年的煤电油运趋紧。以电为例，从不缺电的山东，今年也缺电了。这表明此轮调整中要积极应对能源的瓶颈问题，全国

要加快节能的步伐，转变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方式。

这些突出的新问题，加大了此轮调整的不确定性，更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这些错综复杂、相伴而生、交叉共存的矛盾，表明调整过程中出现了不同步状态，使宏观调控陷入“两难”境地，意味着宏观调控不能是单纯的松和紧，也不是简单的硬和软。而要全面、多方面的认识这一轮调整的复杂特点，对症下药。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轮调整中，资本市场有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大家关注的国际热钱的影响不容忽视，你对此有何分析？

陈东琪：从去年第四季度到现在，资本市场资金出现了一个由单向大量流入到急剧流出的现象。外汇储备增量减去外商直接投资和顺差，六月以前都是正值，最多的时候是正的745亿美元；而7月份的量是负的100多亿美元。这是中国入世后、也是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以来，首次出现资金净流出。此现象值得高度关注，这表明海外热钱已开始从中国部分撤资。由于企业很难从出口订单中回流资金，也很难从银行中获得资金，这使得资本市场上私募资金开始由金融领域向产业领域转向。这些新的变化，在去年还看不清楚，就是今年上半年也还不明朗，到现在才逐渐突出，需要有新的应对之策。

3 以稳健调控政策应对调整

记者：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应该放松，一种认为应该从紧，这是否表明对当前经济运行状况有着不同的判断？

陈东琪：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看到“下行”危险的，力主调控应放松一些；而看到“上行”趋向的，呼吁从紧的调控措施。两方面都各有道理,但应该统筹考虑，采取稳健而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双边兼顾，左右兼得。政策组合上,有紧有松，区别对待；财政政策应保持稳中有松；而货币政策应紧中有稳。这样符合中央提出的适时、适度、掌握力度的调控思路，使财政和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弹性，适应新的情况变化。

具体说来，财政政策稳中有松，是指政府经常性开支应紧缩，这一点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了缩减幅度，而政府投资、特别是对公共设施建设的投资，可以放松一些；从税收政策上也有增和减的领域，比如个人所得税可提高起征点，利息税、印花税可以考虑减，而燃油税应考虑征收；进出口税方面,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应当减税,依然属于两高一资的领域应加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要顶住短期压力,不能抛弃长期原则。

货币政策紧中从稳，稳定利率，稳定存款准备金率，但信贷额度适当放松。因为分季安排的信贷额度是在去年经济增长偏热时制定的，当时“三过”即投资、信贷和顺差增长过快的问题突出；现在“三过”状态都有所改变，货币政策可灵活操纵、适当放松。当然，货币政策的从紧取向没有到马上要改变的时候，近期还不能转到太松，否则会引发投资和通胀反弹。

记者：采取了这种稳健性调控，你预测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经济走势会怎样？

陈东琪：通过这种稳健性调控，今年全年的经济走势还会持续较快增长，达到10%左右，比去年回落2个百分点,但下半年会慢于上半年。明年经济增长将延续今年趋势，但因为有灾后重建的拉动，政府推动保障性住房投资，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及中西部经济仍然活跃，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将继续保持平稳趋势。

总体说来，今后两三年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调整。但此轮调整不仅是速度的调整，更应是结构的调整，受影响大的两个三角地区实际上迎来了一个良好的经济转型机遇。调整就意味着有生有死、有去有留，那种加工低端产品、使用低素质劳动力、产品低技术含量和低价格、低竞争力、高污染和高能耗的单纯来料加工业一定要转型升级。一部分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要升级，提高技术含量，减少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另一部分成本高的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当然要防止污染转移，应是改进后的高水平转移，在推进区域地区发展同时实现与自然和谐发展。不仅长株潭和武汉城市圈要建两型社会,整个中西部也都要建两型社会,再也不能走两个三角的老路。

4 短期调整为长期繁荣做准备

记者：这轮调整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你认为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应对调整的压力？

陈东琪：六年高速发展，应通过调整来解决一些矛盾和压力。但也要看到,在外部经济收缩背景下，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全球和中国经济调整有其必然性。基于能源资源压力和物价总水平的压力，要抓住机会，逐步把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到位，实现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这种调整就是有长远意义的。

使本轮调整变成为机遇，变成为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机遇，把压力变成为发展的新动力,要由改革来推动。发展中的问题要依靠改革来解决，并为新一轮发展作准备，为新的增长创造新的机制。通过改革,解决一些深层次体制问题,建立起适应公平发展和竞争发展要求的制度安排。

所以，对这一轮调整要有大视野，要从长远发展来看待此轮调整。此次调整是积极的调整，而非消极的调整；是战略性的调整，而非适应性调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调整，而非低水平重复的调整。

在此次调整中,要着力改变过去主要靠资源投入、铺摊子、数量型的低水平发展方式，推行主要靠人力资本贡献,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来实现快速发展的方式，逐步构建科学发展模式。

记者：今年,我国人均GDP将首次超过3000美元，在新的条件下，应怎样来看待此次调整？

陈东琪：的确，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用了25多年时间；而跳上2000美元和3000美元这两个台阶，只用了一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虽然有汇率因素影响,但中国经济本身的高速发展是主要因素。迈过3000美元的门槛后，消费水平将快速提高,消费结构将发生快速变化，食品开支比重会进一步降低，非食品开支如改善住和行的质量,各种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服务消费将会大大增加。新的消费量级和消费方式,必然促使中国的需求模式变革,对外需的过多依赖将变为越来越多地依赖消费型内需,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分配和交换方式,越来越多的GDP将用于国民消费和国民福利增进,而不是用于出口和创汇。

过去3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重化工业的主体工程,基本完成了传统工业化的主要任务。下一个30年应当转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兴工业化,提升制造；另一方面是后工业化,全面推进服务化。我们面临的这一轮短期调整,应当为实现这个大转折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