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教育学院院长鲁林岳介绍说,德国专家谈及中国的教育时说:“你们中
中国教育学会学校建筑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中同学校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吴奋奋读了本报的报道心情沉重。他说,高考制度(包括高考衍生的中考和研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科举制度。建立科举制度之初,中国是世界上选拔人才最有效的国家,围绕着科举的中国教育也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但到了上个世纪初,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中国教育进步的重要绊脚石。当时,科举如果不废除,单靠改良,如把自然科学纳入科举,增强面试环节,甚至允许当时新办的学堂“破格录取”等等,都只能延续科举的生命。科举虽然带来“公平”,但不可能从制度层面上容忍新教育,不可能带来大量的科技人才和像鲁迅、钱钟书这样的大师。对于高考制度,应像当年废科举一样彻底废除。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应用传播与新媒体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胡晓云认为,我国的应试机制和人才选拔的方向,是要求人们将每一个个体的灵魂和才智向机器人般千篇一律的模式化人力培养靠拢,而人才造就和科学研究的方向,是非凡,是凸显,是不同,是独特,这天生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多几个刘克峰可以多几个徐浩。但如果能够改变机制,则可以拯救更多的徐浩于彷徨之中。
专家们认为,一些具有大师潜质的人往往是偏才,他们太过关注自己喜爱的专业,却忽视自己的不爱。教育应充分给偏才提供成长的机会,而不应扼杀他们的偏爱。但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招生制度却没能给偏才成长的机会。鲁林岳一直为偏才、专才进入高校呼吁,他多次建议国家将破格制度化,切实按照200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的要求,对“在科学研究、发明创造及其他方面有特殊才能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学生,可免试升入高等学校学习”,从而给偏才们开设绿色通道。他说,我国培养不出大师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的平均主义,过分重视分数的制度安排使天才的才华抑长补短而变得平庸,选才要多元化,尤其是研究生的招收,不能局限于考试,要从各个方面进行评价。平均教育不可能培养出大师。现有的教育制度确能体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分数不等于能力,不等于水平,分数不可能衡量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分数面前表面上非常公正公平,但这种公正公平却掩盖了另一种不公正,那就是面对正常的考试制度,像徐浩、李逸这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无法脱颖而出,扼杀这些可能成为大才的专才、奇才、偏才就是极大的不公正。
“教育教学要关注兴趣,选才用才也要关注兴趣。”鲁林岳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的学习往往从有趣开始,它是兴趣发展的初级阶段。因为有了兴趣,学习才有了乐趣,有了乐趣,就有情趣。乐趣是一种能量,当这种能量和志向结合时,就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力量,这就变成了志趣。而志趣是兴趣和志向的整合,是兴趣与意志的合金,也是兴趣发展的最高境界。所以学生的学习过程应是从有趣、乐趣到志趣的发展过程,这就是人才成长的规律性体现。而现行的平均主义教育只能扼杀、摧残学生的兴趣,没有兴趣怎么可能培养出大师?
据悉,欧美高校招收博士生一般都是自主招生,不一定非得考试,他们往往仅凭学生的论文就可以决定是否录取。
有专家认为,其实,我国博导自主招收博士生2000年便已在复旦大学试点,可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推开,只有部分两院院士、杰出教授、“973”首席科学家等顶尖专家才拥有自主招生的权利。绝大部分博导无法破格录取自己喜欢的学生。
如何使更多的偏才、专才进入高校学习?如何避免更多的天才被扼杀?一些专家认为要把破格制度化,成立专门鉴定偏才的机构,由有影响的专家兼任鉴定组成员。鉴定的过程全部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的监督。
对此,浙江大学人文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计翔翔认为,破格录取依旧存在一个“格”的问题。中国的现行教育虽然存在很多缺陷,但是这种缺陷不可能很快弥补,所以现行教育还要遵循大的教育制度。在遵循大制度的同时去不断探索新的制度来弥补缺陷,但这个过程极为复杂和艰难,要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才能建立起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代替机制。破格暂时不可能成为一种制度,它的全面推广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公正问题,过度使用就会导致以权谋私的现象出现,反而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中国教育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在实践中慢慢的前进。
专家们认为,徐浩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遇到了刘克峰;而更多的徐浩们却是不幸的,他们无法遇到慧眼识才的老师。徐浩和李逸的落选是我国教育制度的悲哀,我们既然已知这个制度存在问题,那么改革就不光是思想而应该成为实际行动。“江山代有才人出”,为了更多的“才人”辈出,为了更多的大师脱颖而出,我国的教育和招生体制改革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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