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宗临先生(摄于1937年)
――饶宗颐
早在20世纪40年代，阎宗临先生就因其中西会通的治学精神和独具慧眼的史学见解享誉史坛。最近《阎宗临作品》（以下简称《作品》）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重新把这位史学大家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品》中包括《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欧洲文化史论》和《中西交通史》，由著名学者饶宗颐教授和齐世荣教授作序。《作品》搜集了阎宗临所写的绝大部分专著、论文和讲稿，其中，百分之七十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阎宗临（1904－1978）系山西五台县人，出生于农民家庭。1925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9年入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文化，1937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并受聘讲授中国文化。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携夫人毅然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广西大学等。抗战胜利后，受聘于中山大学，并于1948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历史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回到故乡，任教于山西大学，直到逝世。
阎宗临在高校任教四十余年，主要讲授欧洲史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作品》中有《欧洲史稿》、《希腊罗马史稿》和《世界古代史讲稿》。他对罗马史情有独钟，贡献尤多。他曾说：“我是爱读罗马史的，为此我曾到过罗马七次。”他认为：罗马能从一个城邦小国发展为庞大帝国，重要的原因是它讲求实用、国家至上和依法治国的文化精神，“罗马的伟大，不在它的武力，而在它的法律。”阎宗临对中亚、西亚古国赫梯、波斯、巴克特里亚等的研究，在国内也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中西交通史是阎宗临主要的研究方向，并有杰出的贡献。杜赫德是法国18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他的著作是法国乃至欧洲最全面的论述中国的史料。阎宗临的博士论文，以《杜赫德及其著作的研究》为题，论述了十八世纪前法国通过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奎奈）的影响，实际上是法国早期汉学的综合研究。博士论文法文本1937年在瑞士出版，受到欧洲汉学界的普遍重视，国内却罕有人知。《作品》收入了这篇论文的中译本。
阎宗临对中西交通的研究，重点在传教士来华的史事。他在欧洲时，曾到巴黎、罗马、梵蒂冈、剑桥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材料，由于他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因而，能见到国外学者容易忽视、国内学者难以见到或者即使见到也难以读懂的资料。回国后，在广西桂林时，阎宗临写了一系列关于清朝初期中西交通的论文，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如樊守义（1682－1753）的《身见录》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这部游记不仅记录了他在欧洲的观感，而且反映了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社会状况，写成后没有刊印，罗马国立图书馆有一份抄件，阎宗临将其拍照带回，校正笺注，在1941年全文刊布，这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
阎宗临侨居欧洲十三年，在伏利堡大学读完了本科、硕士和博士。他接受的历史观是文化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多元的方法，即从历史、地缘、人种、文化、社会、宗教诸因素上综合分析，以阐明历史的发展变化。这种历史观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他1941年出版的《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和1944年出版的《欧洲文化史论要》两部专著中。阎宗临虽然精通欧洲文化，但他并不盲目崇拜欧洲文化，而是对其优劣之处有深刻认识。他在《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一书中指出：欧洲思想文化的错误“在失掉‘人’的正确观念，从此演出另一个错误，即价值颠倒，人为物役，心为形役。”他认为“从国家的立场，我们非常需要西方的机械文化，但它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文化。”
由于阎宗临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对欧洲的问题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见。《巴尔干历史复杂性》一文，精辟地说明了这个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形成民族向心力，没有产生统一的文化，成为列强钩心斗角的地方，这就是它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原因。在《欧洲文化史论要》一书“结论”中，他对欧洲的未来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就指出“必须与历史衔接，恢复欧洲统一的精神。”返观欧洲今天的现状和巴尔干的情况，我们就会被阎宗临六十多年前的论断所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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