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导演塞夫和麦丽丝执导的三十集电视连续剧《东归英雄》是以十七世纪中叶土尔扈特蒙古人不甘于俄国统治者的驱迫,毅然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性行动为题材,创作的一部大型电视连续剧。时间跨度约为一百四十五年。通常,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这一过程的剖析,是仅就种族之间的残酷“利用”和“反利用”作为事件成因进行
《东归英雄》的这一主基调从一开始就已经确立:土尔扈特蒙古人所以果断地离开额尔古纳河流域,到遥远的伏尔加河两岸去建立新的生活,是为了不卷入由清朝统治者一手制造的族群内部残杀和追求部落自由。这样,蒙古民族崇尚苍天、生命、母亲、英雄、自由的民族性格从一开始便走进了作品,并且一直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主导着全部剧情的顺次展开。这以后,我们所看到的便是惊心动魄的文化较量:俄国统治者承认阿玉奇的汗位和土尔扈特汗国的存在,但必须接受沙俄的驱使和把未来的汗作为人质,接受俄罗斯文化的熏陶。这当中,俄方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教育的潜移默化和借助宗教的洗心革面。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个情节:年幼的土尔扈特王子阿萨赖,被拘禁在阿斯特拉罕镇的教堂里,被强迫着接受东正教的洗礼。心力交瘁中,阿萨赖病势沉重。
对于未来的部落最高统治者进行彻底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改造,是一种根本性的改造。因此,双方的冲撞相当激烈,结果是阿萨赖王子在被抢回途中的咬舌自尽。让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始终根植在他身上的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额吉说,我的故乡在东方,那里的太阳很暖和。”这是《东归英雄》一句最为经典的台词。但是它所蕴含的,既不是军事,也不是政治,而是精神、文化和信念。其确定的内涵和在特定背景下的自然表达,使它成为全剧最能打动人心的一句话,因而宛如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始终照耀着事件的全部过程和每一个细节。
然而精神、文化和信念对相关层面的价值超越,只能使由它们所引发的纠结进一步加剧。因此,到小阿萨赖王子时,俄罗斯从他襁褓时就开始实施控制和改造,并且让其成为俄国最高统治者唯一的教子。这样一来,土尔扈特人就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作为俄国的战争工具,在重新燃起的俄土战火中,与土耳其人作战，为了民族的尊严和薪火相传,与以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代表的俄国封建扩张势力作战。结果是族人大量死亡和汗国的几乎分裂。至此,作为对自由的又一次追求,东归便取得了足够的理由,并且最终得以在正义的旗帜下悲壮地展开。其间,双方对小阿萨赖王子的抢夺和他以及族人的最终命运结局,标志着民族精神文化反抗的胜利。小阿萨赖的形象也由此而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而且由于在争夺裹挟下所形成的认知反复,与遭受同样命运的他的前辈阿萨赖相比,这个人物就显得更典型、更生动,因而也就更具有政治的、精神的、文化的和美学的价值。
土尔扈特东归的过程,是由天灾、艰险、邪恶所组成的一系列艰苦卓绝的画面所构成。叶卡捷琳娜二世歇斯底里式的疯狂，恶劣的气候环境;汗庭内部投机势力与野心家的蠢蠢欲动，部落中像瘟疫一样的悲观情绪，必须面对的天险乌拉尔河和奥琴狭谷，哥萨克骑兵的堵截等等,都是对土尔扈特人生与死的考验。但是这丝毫不妨碍编导意图的深入贯彻,反而由于奇绝的自然地理因素和族群内部因素的加入,将最初的立意衬托得更加生动、逼真。构成民族性格的主要基因,比如耐受、宽容、诚信、果敢、顽强等属于精神文化范畴的东西,都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落点，从而使饥饿、险阻与血腥联袂组成的万里归途,变成了一首慷慨悲壮的民族精神颂歌，让人不由得荡气回肠,肃然起敬。
《东归英雄》对“归”的动因揭示,是在广阔的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其间,俄国最高统治权力的更替以及血腥的对外扩张，土尔扈特人自由的丧失和逐步陷入被驱迫、凌辱的生存状态，野心和投机对汗国最高权力的觊觎以及汗庭内部的猜忌和怀疑,在剧中都有描绘。而悲剧性人物娜塔丽娅的出现,及其逐步清晰的命运曲线,则在更大的范围内传递着当时的各种信息,这就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将一个民族回归事件艺术地演化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而且由于编导的从容、练达,以及成熟的艺术把握,致使《东归》获得了一种只有它才能获得的美学品质,因而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思想穿透力。
《东归英雄》塑造人物的特点,是将人物安置在矛盾的漩涡中,不遗余力地将其推向极限,最终在很难预见的结局中光芒四射，就是对次要人物的揭示,也力求让他们在难以回避的纠结中,按照自身的性格逻辑展开行动,最终完成自己的审美定型。因此,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独特的“这一个”，这就极大地丰富了电视艺术的人物画廊。而阔大的战争场面,特殊的自然人文景观,别样的文化气息,情调迥异的爱情描写……，带给观众的则是心灵上的震颤,文化上的感知和对民族未来的思索,其结果必然是对祖国的热爱和民族进取精神的延伸,进而使得《东归英雄》成为一部近年来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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