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音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这不但体现在首都音乐舞台丰富的曲目上，也体现在公共场所、学校环境的背景音乐中。在北京地铁5号线的站台上，人们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优雅、轻盈，给人带来了愉悦；在校园的课间，播放着的莫扎特《交响曲》片断，活泼、机灵，给生机盎然的校园增?了活力。这
如果在音乐会上，或是某种必要的场合，这无可厚非。作为“高雅艺术”的组成部分，莫扎特的作品是常演的曲目；作为个人的爱好，莫扎特的“粉丝”历来数量不小。
但是作为背景音乐的选择，如果它既无特殊需要――如为特定的外宾有意安排，也不为特定的日子而作考虑――如为纪念某人，而是天天在播，日日在放的音乐，它已然超出单纯艺术范畴，成为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符号代表了什么？北京，还是中国？肯定不是。维也纳，还是奥地利？当然更不是。
一个城市需不需要文化符号？回答是肯定的。在城市标志上，北京有天安门和天坛；在城市风格上，北京有四合院和胡同；在饮食上，北京有烤鸭和涮羊肉；在艺术上，北京有京剧和京韵大鼓，还有相声和琴书。为了留住“城市的记忆”，北京保留了四合院和胡同，还修复了部分“明长城”。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全聚德的烤鸭被要求使用传统工艺，反对用现代的电烤技术。其中的共同原因，都是“文化符号”的需要。作为音乐的符号，莫扎特既代表不了北京，更代表不了中国。
或许有人会说，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民族。就音乐来说，琵琶、胡琴和唢呐自西域而来，消化成了中国的本土乐器；唐代的音乐历经千年后还见遗绪，清代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中还能找到西域的音调；西洋的管弦乐队，奏出了《黄河》、《梁祝》，我国的国歌中还带着些许欧洲的音调，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不错，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都是外来文化融入华夏文化的结果。但是，汉代以后的主流音乐是“相和大曲”、“清商乐”，和以清商乐为主的“华夏正声”；唐代音乐的代表艺术是以《破阵乐》、《霓裳羽衣曲》为代表的“歌舞大曲”；明清以来的音乐主流是以各地戏曲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还有西周以来流传至今的“古琴艺术”。
如果要选出代表北京的符号音乐，可以是京剧的唱腔或曲牌，可以是京韵大鼓或琴书，还可以是古琴音乐。范围扩大一点，代表中国的也就是代表北京，还可以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西安鼓乐等地方的器乐音乐，有各地的戏曲音乐，有20世纪以来新创作的优秀器乐作品或改编的传统乐曲。总之，作为文化的符号，应当是本土、本地或是本国的音乐。
也可能会有人说，本土的音乐“土”了点，与今天的时代精神不合，无法体现北京乃至中国文化的博大胸怀。那么我们要说，作为文化符号，“土”就土点吧，谁让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虽然本土的音乐听起来“土”点，但它代表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精神。无论如何，莫扎特怎么也代表不了中国。
其实，从文化符号的角度上看，“土”未必就不好，“洋”也未必就好。因为“文化相对论”的观点认为，土与洋是相对的。在土和洋之间，各自都有相互不可取代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意义。从文化符号的意义上看，莫扎特已属于维也纳，属于奥地利。既然如此，在需要“文化符号”时，我们还是不用“莫扎特”吧！在北京的地铁站里听点“土”的音乐，让人感觉这是在中国，这是在北京；在校园里听点“土”的音乐，使青少年学子熏陶在中国传统的音乐中，将它作为文化的符号印在脑海里，刻在心扉上。最终，使中国的“土”的音乐作为“中国符号”，让它留在“世界的记忆”里！
□崔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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