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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写华章 老树著新花

2008-09-2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赵成林 我有话说

2007年3月,《光明日报》开辟“百城赋”栏目,百赋写百城,借以反映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盛世风貌。栏目推出以来,反响强烈,好评如潮。今年3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将“百城赋”栏目已刊登的前50篇作品结集出版,方便读者的集中阅读和研究。至今,该栏目发表作品已近100篇。“百城赋”的推出,不仅润色鸿业、讴歌时代,在精神文明

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使得辞赋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重新走近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普通读者阅读欣赏的鲜活文艺,而不再是少数专业人士赏玩的“古董”,给辞赋带来了生命的春天,真可谓盛世写华章,老树著新花。

艺术的生命力离不开内涵的丰富和形式的精美,辞赋历千年而不衰,也正得益于其内容和形式的相得益彰。首先,在内容上,汉代开始,辞赋作家为迎合帝王好大喜功、矜耀功业的心理,极力铺陈堆垛,形成汉赋以大为美的风格。司马相如称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扬雄说写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文心雕龙》称班固、张衡等之赋“捃摭经史,华实布?,因书立功”(《事类》),都说明了汉赋征材聚事、穷形极貌的艺术品格。这种品格对后代辞赋影响巨大,甚至成为辞赋的文体特征,成为赋和诗在内容上的分野。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不必说“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赋,纵使“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小赋,其内容含量相对诗歌来说也更为富博。有时辞赋甚至被用来写专门文章,故人们有以字书、类书视之。孙梅《四六丛话》称:“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状,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两京》《三都》,自不待言;以“百城赋”观之,也是凡写一城,则此城之历史脉息、地理胜迹、古今人物、风物特产、时代新貌等,历历如数家珍,宛如一张城市全息照片,让人一览之后,对此城市概貌了然于心。

“赋与谱录不同。谱录惟取志物,而无情可言,无采可发,则如数他家之宝,无关己事。以赋体视之,孰为亲切且尊异耶?”(《艺概・赋概》)辞赋若仅有富博,缺乏文采,如同谱录,则亦难于赢得人们的喜好。可贵的是,辞赋在铺张内容的同时,非常讲究形式,做到了金相玉质,文质俱美。司马相如比写赋为“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葛洪《西京杂记》),扬雄说赋是“雕虫篆刻”、“雾?之丽”(《法言》),都说明辞赋具有精雕细琢、形式精美的特点。《文心雕龙》在阐述艺术技巧的《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等篇中,无不援引大量赋作为例,说明了辞赋的艺术手法是丰富多样、足可垂范后世的。如“至于杨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比兴》),司马相如等人的创作“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后进之才“奖气挟声,轩翥而欲奋飞,腾踯而羞局步。辞入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夸饰》)今天所谓比喻、夸张、对比等修辞手法,在辞赋中均被大量运用,可见作者在艺术上的大力追求。句式上,辞赋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楚辞》以六言为主的单一模式,将三言、四言、六言等句式糅合使用,既整饬又灵动,富于美感。尤为可贵的是,辞赋将先秦萌芽的对偶句发展成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体现汉字单音节表意优势的精美句式,“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割毫析厘。”(《文心雕龙・丽辞》)汉魏以后,对句成了辞赋最主要的构句成篇手段。“百城赋”中,高质量对句仍俯拾即是,如《南京赋》:“悠悠淮水,阅尽千年兴衰;峨峨钟山,铸就旷代雄杰。吴宫花草,迥忆英豪大略;晋代衣冠,长缅王谢雄才。有情数台城,依旧三春杨柳;无赖是东山,占尽九秋明月。清溪九曲,隔不断痴情一片;竹林七贤,衬映出风韵六朝。”对偶精工,句句用典,形式内容兼美。有些赋中使用长对,气势洋洋,意蕴丰富,为文章增色不少,如《深圳赋》有云:“侧耳伶仃洋,文天祥哀山河破碎,留取丹心,《正气歌》回肠荡气;引首虎门隘,林则徐怒强虏慢侮,挺身攘臂,民族节烁古励今。”元代重要赋学家祝尧在《古赋辩体》中评价魏晋以后辞赋时说:“观后之辞人,刊陈落腐,而惟恐一语未新;搜奇摘艳,而恐一字未巧;抽黄对白,而惟恐一联未偶;回声揣病,而惟恐一韵未协。辞之所为,罄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饰。”字词新奇、对偶精工、音韵和谐,中国文学的形式美,至此臻于极致。

既要内容富博征实,又要情采并茂;既要胸藏万卷,又要文采斐然,所以辞赋写作的难度,当为中国文学各体之最。然而,也许正是这种高难度的挑战性,吸引历代文人迎难而上、因难见巧,通过写赋展示自己的才情学识。所以可以说,形式优美和内容广博相结合的体制以及这一体制带来的写作难度,为辞赋赢得了巨大的生命力。

随时代而发展、不断吐故纳新是辞赋恒久生命力的另一重要保证。楚汉创体以后,辞赋体式屡经变化,不作故步自封。两汉鼎盛之际,文治武功,朝气蓬勃的国家需要真气淋漓的文学,骋辞大赋应运而生。东汉中后,国势衰落,弘扬勃发的大赋失去现实的根基而渐趋式微,抒情小赋因适合文人抒写胸怀而渐渐兴起。形式上,抒情小赋一改骋辞大赋宏侈钜丽的风貌,渐趋骈俪精细。三国六朝,辞赋在骈俪的轨道上继续前进,齐梁发展到顶峰,并进入形式主义的绝地。入唐以后,骈赋一分为二:散体文赋和律赋。一方面,从初唐诗文革新到中唐古文运动,人们力矫六朝文风,弃骈用散,出现散体文赋。另一方面,骈赋加以限韵,形成律赋;由于唐代科举实行“诗赋取士”制度,律赋成为士子仕进的敲门砖而倍受青睐,一时大盛。上述骋辞大赋、骈赋、文赋、律赋等体式的兴替更迭,使得辞赋在千年发展中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生生不息,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成为历代文人常写常新的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辞赋吸收其他诗文体式的艺术经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表现手法。如魏晋六朝,五七言诗歌渐渐兴盛,辞赋吸收其句法,骈赋中出现大量五七言句,梁代君臣、初唐“四杰”等的创作皆如此。晚唐及宋代,受“古文运动”反俳偶、重奇散思潮影响,辞赋出现散体化,杜牧、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创作便有浓厚的散文风气。尽管五七言诗句入赋和散体文赋曾受到论者诟病,如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子安(王勃)诸赋,皆歌行也,为歌行则佳,为赋则丑”,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也说“七言五言,最坏赋体”,祝尧评《阿房宫赋》云:“古今脍炙,但大半是论体,不复可专目为赋矣”,评《秋声赋》、《赤壁赋》说:“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仿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古赋辩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对其他文体多种艺术经验的兼容并包、借鉴利用,不断为辞赋提供新鲜的血液,保证了其持久的生命力。“百城赋”中,我们仍不难见到多种艺术形式的运用,如多数作品直接铺陈,有些则采用对问体(如《天津赋》);多数作品大量使用四六等形式的隔句对,也有些杂入不少五七言句式(如《深圳赋》);多数作品偏重骈偶,也有些作品骈散并重、灵动流丽(如《香港赋》)。艺术形式的多样化不仅使辞赋绚烂多姿,避免呆板僵化,而且使得赋家在创作时可以任意取资、因才就宜。体制优越如此,辞赋历久弥新,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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