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民营经济共沉浮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发表的关于民营经济的第一篇文章,那是1981年的《论我国个体经济》,论述个体经济存在的客观性,指出个体经济存在的动力源是个人利益,它和公有制经济的差异在于个人的能动性。

现在看来,那篇文章的观点有些简单,但当时却是个禁区。为了减少麻烦,我通篇文章的措词非常谨慎和考究,大量使用了探讨性语言和实证性语言,用大家能接受的方式谈个体经济,比如对个体经济的作用就定义得很保守,只是说为了满足人们的“零星”需要。

尽管如此用心良苦,但文章一发表还是击起了千层浪。有人说我胆大,有人说我反动、倡导资本主义。我敢于顶着被批判的危险发表这篇文章,一方面是党的文献中其实已有关于个体经济是经济补充的提法,而且当时中国也有15万个体劳动者;另一方面是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后,我相信个体经济有其存在的客观原因,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

从此,我踏上了民营经济研究的征途。尽管当时声音很微弱,但毕竟走出了第一步。再加上南方个体私营经济也开始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中国民营经济在质疑和探索中顽强地发展壮大。我跟随着这股发展大潮,走企业进工厂,搞调研、找问题、提思路、看前景,为中国民营企业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欢欣鼓舞。1988年是私营经济的黄金之年,全国已有1000多万家个体企业和20万家私营企业,雇用工人2480万人,基本上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使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到1994年民营企业迅速增至43.2万家。

发展并不都是坦途。有一个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民营个体经济出现大幅下滑,我感觉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是体制问题。于是,1993年我发表了《国有民营、公有私营的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1994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中国经济民营化的理性分析》。文章分析了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非政府的民营经济比重应继续扩大,应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明确提出,股份制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只是产权比重和股份结构的问题,愿望是从理论上破除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

这些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有一封“万言书”点名批评我,里面一句“看,他公开主张资本主义”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如果说1980年的批评是在情理之中的,改革开放近20年了,还有如此批评,还这样“扣帽子”,我真觉得这是学术的悲哀。当时,一些朋友和同事嘱我不要再发表相关文章和言论了,家里人也劝我不要再写了,否则会“每天去送饭”,我自己也有些迷茫和矛盾了。但我相信自己的理论见解没错,可对现实的指责又无能为力,只渴望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认可。

终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关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论述,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解除了人们多年来关于“股份制”姓“公”还是姓“私”的顾虑。我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一时间,各类媒体纷纷找上门来约稿,让我写股份制方面的文章。

随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2005年国务院又出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非公经济36条”;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30年来,民营经济的茁壮成长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如今,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繁荣的中国经济中的参天大树。而民营经济的每一次发展,也使我们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报记者张玉玲采访整理)

人物小传:刘迎秋,1950年生于河北深泽。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