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 inci ,1452-1519)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艺术家，“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其代表作《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是世界闻名的艺术珍品。尽管达・芬奇不是一位美学家，也从未提出过一个完整的、合乎体系规范的关于美本质的命题，但在他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当中，却处处可以
文艺复兴以前的意大利虽然也有画论著作，但大多是叙述画坊的生产技术经验的。在中世纪，画家的身份等同于作坊主，绘画创作则被视为工艺制作，关于绘画的理论基本上都是些如何给羊皮打底、如何切制鹅毛笔之类的内容，谈透视和人体比例的则寥寥无几，关于绘画性质、美学依据等的论述更是无从谈起。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文艺复兴这个伟大的时代，随着对古希腊艺术文化的再发现和重新检视，许多经典艺术品被重新诠释，艺术理论开始在人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双重影响下蓬勃发展。人本主义者们重拾自柏拉图时代便提出的“艺术模仿自然”的学说，并以此作为自己艺术创作和审美构思的行动纲领，艺术创作的对象也由虚无飘渺的天堂转向了人间的现实生活，达・芬奇正是这样一位“艺术模仿自然”学说的忠实信奉者和实践者。在其著名艺术理论著作《芬奇论绘画》中，达・芬奇高扬理性的大旗，倡导艺术应像镜子一样忠实反映自然，艺术家应以理性为指导去反映自然，作品既要源于自然又要高于自然，这些观点实际上构成了其美学思想的总纲。与此相映的是，达・芬奇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是《蒙娜丽莎》还是《最后的晚餐》，都无不以人性战胜神性、理性高于神权为创作思想，“艺术模仿自然”的美学信条在这些作品中均得到了完美的贯彻。
在“艺术模仿自然”观点的基础上，达・芬奇进一步认为，由于整个自然领域都受到数量关系的支配，世界就是一个合理的数学关系，因此艺术地再现自然也必须以这种数学关系为基础，数学关系的和谐统一是“美”的基本条件，而数学的规范性则构成了艺术表现所必须遵从的基本守则。在这个方面，达・芬奇的观点明显类似于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的根本属性，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受数的关系所规范，而“美就是和谐”则是这位哲人关于美学本体论的核心命题。实际上，从“黄金分割”到“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毕达哥拉斯开启了欧洲古典艺术对形式主义美学的探索，而达・芬奇这一代人的“蛇形线是最美的线条”、“绘画中要尽量少地运用直线”等论断，则将形式主义美学观点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达・芬奇并没有将数学研究与艺术研究简单地划上等号，“数学只限于研究连续量与不连续量，它们不关心质，不关心自然创造物的美和世界的装饰”。身为“专业的画家，业余的科学家”，丰富而精谌的自然科学知识让达・芬奇对科学和艺术有了更加理性与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数学研究事物的量，艺术研究事物的质，而事物的质等于“自然创造物的美和世界的装饰”。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尝试用数学方法去揭示自然的数量规律；作为艺术家，他又竭力用艺术的眼光去研究自然的质的形态。最终，他发现了质与量之间存在的某种“交集”――比例。“比例不仅存在于数和度量中，而且也存在于声音、重量、时间和位置中，也存在于任何力量中，不管它是怎样的。”由于比例几乎存在于自然界所有的形态与规律之中，因此，达・芬奇得出了美也是一种数量比例的结论。然而，并不是任何比例都可以认为是美的，只有那些符合和谐、均衡数学关系的比例才能被认为是美的。达・芬奇认为，“匀称产生了一种和谐”，“美感完全建立在各部分之间的神圣比例关系上，各特征必须同时作用，才能产生使观者如痴如醉的和谐比例”。
由于文艺复兴与古希腊时期拥有近乎一致的崇尚理性的人文气氛，达・芬奇与毕达哥拉斯在观点上的某种契合并不难于理解。但是，两人对美的理解也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便是认识论的不同。列宁曾指出，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思想是“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幻想的一种联系”，其美学思想自然也是如此。毕达哥拉斯观点的归宿将是形而上学的艺术认识论，并最终走向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而在达・芬奇的思想中，则已经难能可贵地闪烁出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火花。
在达・芬奇看来，人类对艺术与科学的认识过程同样“要以感性经验为基础，而且是以最高贵的感觉――视觉为基础”，“我们的一切知识来源于知觉”，“绘画的确是一门科学，并且是自然的合法的女儿”。由此可见，达・芬奇对
美的认识不仅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且带有先于笛卡尔“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某些性状，而这种美学思维，也使他在理性与经验中间作了准确的定位。达・芬奇认为，“科学是将领，实践是士兵”，“画家的心应当像什么――画家的心应当像一面镜子，将自
己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实地摄进摆在面前所有物体的形象”。这表明他对艺术创作的预备阶段持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但同时，达・芬奇又主张“画家与自然竞赛，并胜过自然”。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艺术理想化与典型化的问题。此外，达・芬奇也反对抛弃理性而专注经验的艺术实践，“热衷于脱离科学而专搞实践的人，正如一个水手，登上了一条没有罗盘、没有舵的船，永远拿不准船的方向。实践必须永远建筑在坚实的理论之上。”这句话正是达・芬奇对理性与经验关系的最好注脚。
将科学与实践、理性与经验辩证地统一起来，达・芬奇为文艺复兴以降的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科学方法和艺术实践观，这是他对于美学的贡献之一。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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