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领域扎实基础
傅璇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创建三年以来,于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甚有建树。在教学方面,除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外,多有所开拓,据我所知,如宗教文化、西域文明等等,在当代国学研究领域,甚有特
国学研究,概括说来,即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应当说,范围是相当广阔,并大有可为的。我个人以为,文献学应当是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而文献学基本骨干之一的目录、提要研究,则更一向被视为入门之学。就我个人治学经验,我觉得,当前我们进一步推进国学教育与研究,可以着力于古代典籍提要的系统编撰,这也能开拓领域,扎实基础,促进国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提要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录著作则一直受到古今学者的重视。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中就强调:“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而目录著作,一般分书目和提要,提要即自西汉刘向《别录》开始,当时称为“叙录”。“叙录”的内容,除著录书名、篇目及雠校原委外,主要是记述著者生平,说明书名含义及书之性质,考辨书之真伪,论述其价值与学术源流。这可以说是我国目录学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优良传统的开端。也正因此,上世纪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就将刘向《别录》与司马迁《史记》并提,认为“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但此后很长时期,官修的正史《经籍志》、《艺文志》,有时仅有一二句小注,并未有《别录》体例的提要。自南宋《郡斋读书志》起,至明代一些私人藏书目录,则连续出现提要,但大致也较简略,并只偏重于版本著录。真正从学术角度为经史子集四部传统典籍作提要的,是清乾隆时由纪昀主持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时参加《四库全书》提要初稿撰写的,多为第一流名家,他们发挥各自的专长,以义理与考据相结合,对各书考订其异同,辨别其得失。故清季张之洞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见其所著《?轩语》)即使为近代学者余嘉锡对《四库提要》中的缺失多加指正,但他在所著《四库提要辩证》一书的序言中,仍明确自承:“余之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提要》之赐。”近二十余年来,我们古典文学界,则又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四库提要》的文学观念流变与理论批评原则。如有认为《四库全书》对杜甫诗集的选录及评论,是清中叶对杜诗学的一次总结和检讨;也有从历朝词集提要中探索当时学者对词的发展规律及词学思想、词学风格的认识;更有些论著,就文体学对《四库提要》作系统的评述。因此我认为,我们如果将有代表性的古代典籍,以提要的形式予以系统的记述与评议,这一方面可以体现当前传统文化研究思路和领域的开拓,另一方面也可如实反映提要这种体裁,已超越目录学的传统框架,成为文学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等既扎实而又充分表达理论观念的一种方式。
数年前,我受学界友人的委托,筹划一个项目,名为《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即组织多位学者,从当前学术发展的高度,充分吸收前人和现代的研究成果,选择古代有价值、有代表性的诗文别集和诗文评著作,以提要体裁,一一加以介绍和评议。每一篇提要,大致包括著者(及编纂者、校注者)简历、内容要旨,以及学术价值和版本情况。内容要旨与学术评议,一方面对著者与作品本身作概括的评价,同时又着重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书的编纂、流传作较为全面的叙述与辨析。
这部《名著提要》所著录的,起自两汉,至清代后期,近两千种,为学术史研究提供重要史料。
我们国学研究课题,可以宏观概论,也可以是各类经典著作的选注、解读,不过我们如有计划地对古代典籍各领域代表性著作编辑提要,将会发掘多方面的知识资源,并可补各种专题研究史之不足。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三周年之际,谨提出此设想,期望学术界予以关注,期待有“国学百科全书”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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