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巴平措认为,改革开放
一是藏学学科体系更加完备。藏学研究大大突破了传统藏学沿袭已久的大、小五明的框架,全面系统地研究西藏和其他藏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涵盖了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法律、教育、医药、历算、语言、文字、考古、民俗、工艺技术等各个领域,成为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中国现代藏学学科体系。
二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据初步统计,50多年来,全国(港澳台地区待统计)共出版藏学图书3000多种,论文和其他文章约3万篇,覆盖了藏学的各个领域,不少成果处于学科前沿,其中不乏填补空白的精品力作,其中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我国的藏学工作者在抓好基础研究的同时,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搞好现实应用对策研究,承担了中央政府和相关地方政府交办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任务。
三是培养了为数众多的研究人才。国家采取有力措施,加大了藏学人才培养的力度,迅速扭转藏学研究队伍一度青黄不接的局面,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藏学人才。据初步统计,目前在我国各藏学机构从事科研、出版、图书资料及其他相关工作的人员超过2000人。我国已拥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科研业务人员为主体,藏、汉等多民族学者团结合作、优势互补,科研方向覆盖面较广,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力的藏学家队伍。
四是研究、教育、出版机构迅速增加。目前全国有规模不等的藏学研究、教育、出版机构数十个,绝大多数都是这三十年出现的。在北京,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等专业研究、教育机构,有中国藏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中国藏学》等学术刊物;在西藏,有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等藏学研究、教育机构,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古籍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西藏研究》等学术刊物。在有一定藏族人口聚居的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也都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藏学研究、教育、出版机构。这些藏学机构优势互补,团结协作,共同构筑了实力雄厚的中国现代藏学研究、教育、出版体系。
五是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得到空前加强。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藏学研究机构经常通过召开学术会议、开展合作研究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中国现代藏学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藏学界的对外交流日益活跃。我国藏学家经常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考察、访问、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国外藏学家来到我国,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
拉巴平措同时表示,自从1986年成立以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和全世界专家学者共同努力,通过学术研究,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护和发展西藏的优秀文化,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藏学事业发展的时代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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