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3 月24 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发表55位厂长、经理的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被誉为“载入我国国企改革史册的第一声‘呐喊’”。从此,中国国有企业走上了以放权搞活、自主经营为开端的改革之路。
我当时任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是这封呼吁信的起草者。这封不足千字的呼吁信,能在国内产生
当时,改革开放进入第6个年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结出硕果;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却依然步履艰难,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没有自主权,被计划经济体制绑住了手脚。
可以说,这封呼吁信是时代的产物,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4年3月22日,福建省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在福州市二化招待所举行。那天上午,我在会上介绍了当年省委省政府下达的工业任务和企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希望出席会议的厂长、经理们共商对策。接下来是讨论会,首先由中外合资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岩介绍经验,他说,在日本企业管理方式下,自己作为总经理拥有自主经营权,公司按照市场需要进行生产销售,经济效益极佳。“我们生产的福日彩电,全中国都在抢”。
这番话让与会的其他厂长经理们听了既羡慕又不服气。“你以前也是国有企业的厂长,如果我们有你现在那样的体制,一定能把企业搞好,甚至比你做得更好。”一些厂长经理就这样在会上直抒胸臆。很快,讨论会偏离了主题,成了诉苦会,大家的“苦经”都是一样的:政府部门对企业生产计划统一下达、原材料统一调拨、产品统一购销、财政统一收支、人事统一管理,这“五统一”就像“五花大绑”,紧紧绑住了国有企业的手脚。大家都有这样的共鸣:再不突破旧体制束缚,再不给企业应有的权力,企业的步子就无法迈开。
作为省经委的副主任,我十分同情和理解厂长、经理们的苦衷。我觉得,应该把他们的这种呼声反映上去。当时感到,这是关乎国企体制的大问题,按常规办事层层汇报肯定行不通,需要一种超常规的有影响力的行为。于是,我临时提议,以与会的55位厂长、经理的名义向省里的最高领导“上书”。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当天晚上,由我口授,由另一位同志记录,一起起草了这份呼吁信。我从小爱看戏,老家莆仙戏中常有给被捆绑着的好人“松绑”的台词,于是我借用了这个词,以《请给我们“松绑”》作为这封信的标题。之后我又征求了几位企业家的意见,做了一些修改。第二天,也就是3月23号,呼吁信“马不停蹄”地送到大会上,经厂长经理们一致通过后,我又“马不停蹄”地送到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办公室。仅半小时,项南同志就作了热情、肯定的批示:“此信情词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再前进了的感觉。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
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请给我们“松绑”――55位厂长、经理呼吁信》,项南同志的批示以编者按的形式放在呼吁信的前面。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媒体转发,从而在国内引起了国企的全面改革。发生在福建省的这起“松绑”事件,也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此以后,在高层决策者的推动下,国有企业开始逐渐挣脱计划经济的“五花大绑”,迈向自主经营之路。
抚今思昔,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我认为当年的“松绑”事件依然有着现实意义:一是要坚持思想解放,要用这一精神来解决目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二是要坚持改革创新,目前我国改革开放还面临许多体制性障碍;三是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群众的智慧。(本报记者高建进采访整理)
人物小传:黄文麟,1934年8月生,福建省莆田市人。高级经济师。中共十四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起,历任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南平地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秘书长,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目前是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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