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10日,在外援专家撤走的第17天,火光惊雷中,中心官兵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第一枚地地导弹。57天后,第一枚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在天空划出一道洁白的轨迹,准确命中目标。
亲临发射场视察的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一枚争气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两次发射试验的成功,实现了我国导弹武器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极大地增强了国防科技战线的自尊心、自信心,为我国独立自主发展导弹航天事业创造了良好开端。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是,原子弹必须与导弹结合才能组成有实战价值的导弹核武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核大国用了10多年时间。因此,他们很有把握地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原子弹的运载工具。一些西方记者讥讽我们“有弹无枪”。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核威胁,党中央决定实施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这是世界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本国领土上进行的“两弹结合”试验,难度和风险极大。
“两弹结合”试验在即,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在一次出访归来后专程到中心看望了官兵,周恩来语重心长地留下了十六个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陈毅外长的讲话也十分动情,他说:“如果把导弹核武器搞上去,那我说话腰杆就硬了。你们要赶快搞,当了多少年外长,头发都急白了,不能再让我等了。”
一线科技人员认真分析火箭测试数据
发射中心官兵顶着巨大的风险压力,精心组织实施。1966年10月27日,核导弹准确命中新疆罗布泊靶场。这次试验的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更加需要一个安全、和平的环境。发展远程火箭技术,打造捍卫国家安全的“和平盾牌”刻不容缓。
1980年5月,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从这里起飞,直插南太平洋,激起千层巨浪。
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许多国家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已掌握了洲际导弹技术,不仅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的军事大国之一,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军事力量的平衡。无论谁进攻中国,就必须估计到中国核导弹打击的力量。
一枚枚导弹,托举起中华民族的尊严,也奠定了共和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人的技术,既不同于俄罗斯,也不同于美国……
中国走向太空的每一个脚印,无不铺设着一块块创新的基石。
自1961年世界上第一位航天员进入太空以来,到1999年我国第一艘飞船发射之前,全世界共进行了216次载人航天飞行,有795人进入太空。当我国开始进行载人航天工程时,面临的是40多年的差距。
2006年春天,西方国家的一个考察团前来中心参观时发现,中国在这一技术领域已经有了快速发展。中国人的技术,既不同于俄罗斯的水平整体起竖,也不同于美国的履带车牵引整体转运,但是同样能够实现短期内连续发射。
这便是中国航天人自己创造的“三垂一远”――“垂直组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远距离测试发射”的模式。这一模式的采用,使产品转运时间缩短到2小时以内,实施发射的时间也由以前的10至15天时间缩短到3至4天,并具备15天以内连续发射的能力,适应了今后空间交会对接、空间救援等应急航天发射的需要。这一工艺流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发射中心主任崔吉俊告诉记者,“神七”发射中,指挥员的轻松完全得益于“发射场自动化指挥监控系统”的应用。它集指挥控制、辅助决策、网络通信、信息显示等先进技术于一体,能对发射场数十个接口系统、数万个信息流量逐一进行分析、优化和处理,其综合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火箭待发段和上升段是一个事故多发段。一个先进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必须具备航天员逃逸救生功能。发射中心将“发射场逃逸救生技术”列为重大课题进行专题研究,测发专家徐克俊带领郑永煌、蔡德和等一批年轻人,从论证到试验,从试验到建设,从硬件到软件,做了大量研究,研制出“逃逸指挥控制系统”,它可同时接收船、箭、地勤系统发送的各种故障信息,并以屏幕、声音、光等形式显示和报警。经过上千次考验证实,对待发段出现的各类故障能做到既不误判,也不漏判,可靠性达到了0.999。
针对火箭点火起飞后，可能发生的10余种故障模式，在测控专家金振昭、盛捷的指导下，工程师丁爱华、肖建峰、张晓峰用了近两年时间，反复研究设计火箭遥测、外测信息优选方案，明确了所有故障模式的判断参数、判断方法，成功研制出A级“逃逸安控软件”，其可靠性和安全性达到100%，可谓在天地间布设了一张无形的“安全网”。
“神七”飞船在转运途中
2003年11月4日,在“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空后20天,发射中心利用我国第一座以钢筋混凝土为主体结构的卫星发射架,将一颗科学探测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以往,中心一直采用“一种型号卫星一套测试发射系统”的传统发射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的资源重复和浪费。为适应飞速发展的任务新形势,以中心为主设计建成的新型卫星发射场,技术区与发射区连成一体,并首次在国内实现了地面测试发射设备的“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可满足多种型号发射试验并行使用的要求,极大地提高了航天发射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自1978年至今,发射中心获得国家和部委级科技进步奖713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三等奖1项,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6项,二等奖69项。载人航天技术的相继攻克,也推进了人才队伍的群体性突破。目前,一支以中青年科技干部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在中心迅速崛起。
“创新,让这个地处漫漫沙海的一片绿洲充满勃勃生机;创新,让祖国的航天事业前程似锦!”发射中心党委书记刘克仁对未来充满信心。
聂荣臻元帅,选择这里作为自己永久的宿营地……
发射中心从组建之日起,就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尊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代代航天人牢固树立“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军旗争辉”的坚定信念,奋发图强,顽强拼搏,打出了一系列的“争气弹”、“争气星”、“争气船”,把每次导弹和航天发射任务都变成壮军威、扬国威的伟大壮举。
建场初期,茫茫戈壁“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遍地无人烟，风吹石头跑”。几千名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官兵,住帐篷,钻土窝,“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是他们不屈不挠的豪言壮语。
三年困难时期,从司令员到士兵,每人每月29斤粮食定量,还要挤出5斤支援灾区。孙继先司令和栗在山政委饿着肚子,也要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推广大米饭、窝窝头和发糕的“增量法”,组织官兵磨骆驼刺果腹,煮沙枣充饥。大家每天喊着号子上工地,唱着军歌上训练场,那时部队流传着一首打油诗:“蓝天做帐地当床,黑河边上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干菜盐巴当干粮。”
走进中心的“东风烈士陵园”,苍松翠柏掩映中,670多座墓冢排成威武的军阵,向东南方10公里处的发射场投以永恒的注视。他们中有元帅、将军、教授、高工，还有校官、尉官、士兵、职工和家属。透过这个严整有序的方阵,仿佛仍可以听见昨日回荡在戈壁中那震天的号子,坟茔上摇曳的鲜花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前仆后继、悲壮动人的故事。
战士李再林、张小维为了搜索导弹残骸，渴死戈壁，永卧沙场，分别在新疆马扎山弹着区、辛格尔弹着区英勇献身。战友们千里迢迢将他们从新疆运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先烈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共和国的火箭铺就了一条通天之路，为共和国交上了一份最令人满意的答卷，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发射中心刚组建时，搞导弹、卫星，属于国家高级机密。第一代创业者们来到这片戈壁，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搞“两弹结合”试验是“七勇士”中唯一的战士操作手徐虹，离开部队30多年后带着儿子回中心参观,听了别人的介绍,儿子方知父亲是当年的“七勇士”之一。徐虹退伍时，档案里有张奖励卡片，因不能填写具体事迹，只写了“二等功”3个字。地方民政部门多次问他，到底为什么立的功，他始终没有说。
在发射中心271公里的军用铁道线上，分布着38个点号，有的点号只有1名战士看守。50年来，一茬又一茬官兵在这些小点号上忍受着孤独寂寞，不论刮风下雨，不论寒风刺骨，都忠心耿耿地看护着这条生命线。有的战士从入伍到退役，连一次卫星或飞船发射的场景都没见过。
聂荣臻元帅曾经四次来到这片戈壁,选址、堪界,亲自指挥重大发射试验……他对这片倾注了一生大量心血的热土魂牵梦萦,以至于在百年之后,选择这里作为自己永久的宿营地。
孙继先将军生前曾对老友感言:他这一辈子就两件事值得说,一是抢渡大渡河,另一件就是受命创建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将军去世时留下遗言,骨灰一定要葬在靶场所在的戈壁大漠。还有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第三任司令员张贻祥、第四任司令员徐明……几位将军都忠骨埋戈壁。
1987年2月,石荣屹副司令员离休了,生命中最闪光的部分,都留在了这里,老人怎么舍得离开航天城!6月,他又一次来到发射阵地,这里不久又将发射一颗回收卫星,卫星上第一次装载国外的试验装置。这位周总理称为“我们自己的导弹专家”的老军人放心不下。他又一次攀上了高高的发射塔架,把容易出事的部位再一次一一指点给年轻人。几天后,他就在自己经常散步的那条小路上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潘仁瑾研究员是累死的。载人航天工程上马后,她被授命主抓发射场电磁兼容工作。测试工作大多在野外进行,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严寒的冬季,她都坚守在现场。有时一测就是一整天,饿了,就吃方便面;渴了,喝几口矿泉水。当她的胃终于由不定期的疼痛转为吃不下东西时,依然在为将要发射的第一艘飞船马不停蹄地做着发射场的计量工作。直到有机会到北京开会,顺便去医院做了检查,发现竟是胃癌晚期。
“神七”航天员在东风烈士陵园吊唁先烈
有一座“九烈士”合葬的坟茔,最大的21岁,最小的年仅18岁……1971年8月1日,一辆载有贵重物资的援藏车辆从柳园驶向拉萨,途中经过甘肃省安西县城附近时失火,他们为抢救国家财产,被烈火吞噬了年轻的生命。让我们永远记住“九烈士”的名字:陈竹林、李树智、李福清、夏水廷、李国民、张道连、郭海珍、霍守业、霍社祥,生前均为发射中心安西测量站的战士。
在发射中心发电厂,人们经常发现两鬓斑白的老兵李振强和年轻军官李正华并肩战斗在电气运行岗位上,他们是父子俩。30多年来,父亲李振强一直战斗在电气运行岗位上,对航天城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因“神七”任务的需要,已退休的李振强又欣然应聘重返岗位。李振强说:“我在戈壁滩奋斗了一辈子,现在将事业的接力棒传到了儿子手中,希望他不辜负老一辈航天人的希望,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多作贡献。”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正是有了这种不计名利得失、甘于奉献牺牲的精神,东风航天人才不仅在中国航天史上挥洒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并且将谱写出新世纪更为辉煌壮丽的篇章。
（本版图片为王艳梅、秦宪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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