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财税形势

贾康：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我们的财政收入这几年增加的情况也比较好，去年的增长幅度是33%左右；今年1至9月份增长幅度在25%以上，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回调，这也表明我们经济基本面对于财政收入的支撑力仍然存在。

当然应该看到，7月份以后财政收入的环比指标出现了下降，7、8、9三个月是从14%、15%的高位回落到百分之三点几，客观上反映了下半年的这几个月财政收入的减少。

究其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一些城市房地产业下滑的趋势还在演变，比如1至9月份上海、厦门由于房地产等方面的影响，其财政收入增长幅度都没有超过20%，深圳市1到8月房地产行业税收减收3亿多元；二是一些企业受到国内外多重压力后，生产的规模和所得的水平有所收缩和下降；三是政策性减收的影响，比如所得税两税合一和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下调等。

但总体来说，我认为我国年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仍在20%以上，还是比较好的状态。而且我相信，在有关方面及时采取适当政策，在企业界做出应对挑战的努力之后，我们能够抵御这一轮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记者：那么具体说来，你认为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才能保证财税的稳定增长和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贾康：政府有必要高度重视应对冲击，要在宏观政策方面出手。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已经出手，前两次调低利率，就表明货币调控的方向由原来的抽紧，变为现在的适当松动。我们仍要高度关注物价问题，继续努力防控通货膨胀，但是有必要适当松动总量控制，这方面货币政策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从财政政策方面，我认为在原来已有的框架之下，应在优化结构的努力上进一步下工夫，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力度。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增加有效供给的作用，更好地优化经济运行状况，避免“硬着陆”，增加企业层面的效益水平，增强总体经济的发展后劲。

在财政支出方面如何优化结构，主要是进一步掌握好应该作为重点的支出方向：

首先，要把“三农”问题摆在重中

之重的位置，进一步投入财政可用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设施，支持和农业产业化有关的项目。

其次，要把支出的重点放在大家都关心的基本民生方面。这些方面的改善有利于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改善从社会居民到企业的预期，增强对经济回升和发展的信心。这包括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如从去年开始实行从农村到城市的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医疗基本保障方面，需要政府财政把可用的资源用于支持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在基本住房保障方面，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已经有了进步，把原来比较模糊的经济适用房概念淡化了，明确把财政资金的着力点放在廉租房政策上；此外，还包括对低保和养老体系的支持。

在民生事项之外，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也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要改变发展方式，必须在这方面紧抓不放。此外，生态环境需要从国家总体的规划、国土整治这个层面自上而下抓住不放，以应对我们现在发展中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的瓶颈。这些也都是优化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

第三是应该适当减税。前不久，配合货币政策的动作，利息税已暂停收取。另外，随着整个经济的热度不再成为压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有机会争取把增值税转型推到全国，不再限于东北地区和中部的二十几个城市。在优化所得税制方面，应该抓紧细化细则，有所区别地对节能降耗等方面的研发给予所得税支持；还应该看到，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机考虑推出资源税，虽然看起来这是对增加税负而抬高某些产品价格的举措，但是对于更符合发展方式转变和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来说，这是必须要做的税制改革。

记者：在财税收入增速回落的形势下还提到减税，会否加剧财政收支紧张形势？

贾康：减税肯定要有一个承受力的测算，要设计周全的方案。虽然今年的财政收入达不到去年增长30%以上的幅度，但是我估计，还可能要达到20%以上。这意味着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会提高，因为今年GDP增长也就在10%左右。在这个框子下，减税无非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得不那么快而已。但是我们要非常珍惜这个空间，应该把这个空间首先应用在增值税转型这种重大而长远的机制性改革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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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颜维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