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一生大部分时光是在杭州度过的。1905年，马一浮从日本回国，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寄居在杭州广化寺和永福寺。广化寺毗邻杭州著名的藏书楼文澜阁，是读书研究的好地方。以后的数年间，他广阅文澜阁藏书，甚有创获。
在1905年到1911年这段时间里，马一浮有一个很大的学术研究的设想和计划，包括了
在这一时期，马一浮不仅对西方学术特别是西方文艺有很大兴趣，而且还有一个关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庞大治学计划。马一浮曾说：“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兴衰。”（同上，第348页）“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纪羲画以降文艺之兴衰”，口气大得惊人，前者无疑是一部《中国儒学史》，而后者又无疑是一部《中国文艺史》。不过，这些研究计划后来也没能实现。目前我们只见到他在复性书院刻录的《儒林典要》一部，算是他整理儒学典籍留下的唯一成果。
马一浮书法・中秋夜口占
由于在中西方两种文化上都下了功夫，因此马一浮对西方学术与中国学术的关系和异同提出了个人独到的看法。如他说：“甥所收彼土论著百余家，略论其流别。大概推本人生之旨，陈上治之要。玄思幽邈，出入道家，其平实者，亦与儒家为近。文章高者拟于周末诸子，下不失《吕览》、《淮南》之列。凡此皆国人所弃不道，甥独好之，以为符于圣人之术。”（同上，第350页）
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聘请马一浮出任教育部秘书长。马一浮暂时告别多年隐居生涯。但他到职不久，旋即辞去。辞官的主要原因，据云是反对教育部废经的主张。马一浮在这件事情上，为维护儒家文化传统，表现得非常执著。
马一浮辞官以后，重新回到西子湖，回到书斋，开始了他人生中又一个漫长的隐居和读书的时期。此后，陈百齐、竺可桢又曾先后邀请他出任北大文科院长和浙大文科教授，均遭谢绝。直到1938年，他才应浙大之聘，再次出来讲学。在此期间，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化之一是完全放弃西学的研究，彻底回归传统；变化之二是逐渐远离著述，在沉潜精思、专心体道上下功夫。关于这一变化，我们可以从1912年某个时期《独立周报》的王钟麒向马一浮约稿一事略见端倪。马一浮当时的答复是：“西方艺文之属，鄙意以为辽东之豕白头，无足多异。译文凌乱，颇不耐整理。获适以导民志于非辟，意良不欲出之。至旧时文字，关于考古者亦非今报所取。”又说：“仆则志焚笔砚已久，今欲以代赁舂、牧豕，强所不能，虽犹幸未随厨俊之后尘，已觉稍失邯郸之学步。每揽顾宁人与潘次耕书云：‘自今以往，当思中才而涉末流之戒。孝标策事，无侈博闻；明远为文，常多累句。务令声名渐减，物缘渐疏，庶几可免。’于今之世，未尝不叹其言之深切。”（同上，第426页）看得出，马一浮对于自己过去的东西并不满意，因此拒绝了《独立周报》的约稿。在信里，他表达了自己希望像顾炎武那样远离名声、远离物缘的内心想法。
1938年日寇逼近杭州，马一浮被迫离开。先是避居桐庐，不久转往开化。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再次邀请马一浮到浙大主讲国学，于是马一浮随浙大迁至江西泰和，从此结束了隐居，开始了他讲学刻书的生涯。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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