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它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四大导师以及清华国学院培养出来的大批优秀人才,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可能要改写。总结清华国学院的成功经验,能帮助我们很好地审视和检讨当前在学术研究以及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清华国学院立足于中国的本位文化建设――在“大破”的时代“大立”,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清华国学院正式创办于1925年。其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续仍感染着全国,“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但恰恰在此时,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当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分析,应当给传统文化一个客观的评价。国学院最早的倡导者和一批导师们就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过火了,认识到时下的重要任务是要重建中国本位文化,寻找中国文化之魂。实际上,这也是建立国学院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怎样重建?怎样寻找?方法只有一途,那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学问,尤其是研究中国精深的经史之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举措,不看他们的成就,单看他们勇敢地举起这杆大旗的精神,就是令人敬佩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最初在国学院任教的导师多是常年留学国外,他们对西方文化有深切了解,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但他们内心深处中国文化本位论的观念未曾动摇。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传统文化糟粕论的荒谬。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国学院重在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不能用简单的纯学术研究来概括;第二,它说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国学的重要性,传统文化是根本,丢弃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是丢了魂魄,而丢了魂魄的人还谈得上有什么人文精神可以发扬?
今天我们重提振兴国学,并纷纷兴建国学院之类的机构,实际上是想续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脉,这是令人高兴的事。然而,如果仅把兴建国学院作为一种时髦;或是认为兴国学就是要念念经而已,那是对国学院这个名字神圣性的亵渎。就此点来说,今天倡言振兴国学的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上半期的学术史。
二、学无中西,崇尚理性精神
国学院导师们反对全盘西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观,与保守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坚持的是博采中西、中西会通的观点。这个观点,至今仍是我们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上的不二法门。
西学与中学的体用问题,是中国近代文化争论的一大焦点。在这个问题上,清华国学院的几大导师都深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的影响。如陈寅恪曾自我剖析:“寅恪平生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所谓“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根据一般人的理解,即是近乎曾国藩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陈寅恪与国学院的其他导师们同曾张的区别有两点:第一,他们坚守“中国文化本位论”,认为这是中国文明所以能自立于世界、中国人所以能产生自信心的根本。梁启超认为,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明不了解,就根本无法树立中国人自己的人生观,而人生观是社会结合(凝聚)的动力,所以倡言国学,最重要的是了解研究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二是“学无中西”,融和创新。表面上看来,第二点与第一点相矛盾,其实不然。王国维解释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又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另立者,真不知世界有学问事者矣!”“异日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陈寅恪的那段名言更是至今让我们回味无穷:“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就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之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也。”不了解第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何要成立国学研究院;不了解第二点,则无法理解国学院到底要干什么。以上两点可知,研究院设立的初衷是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积极进取而不是泥古守旧,是为了振兴中国传统文化而向西方文化学习,博采众长,实现重建中国本位文化的目标。
人们习惯上将维护传统文化者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将批评传统文化者称为文化激进主义。很显然,后者在20世纪绝对占了上风。在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走偏锋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远者如“五四”诸猛将,近者如“酱缸”、“潜规则”一类的发明。但是,在学术史上,此类论点很难立住脚,更难有建设性意见。相比之下,持综合论如清华国学院诸位学者所提倡的治学路径与方法,显然更能经得起考验。
三、求真务实,尊师重道
求真与致用在学术研究中相辅相成,但在实践中后者往往处于上风。“学以致用”,这句话更是经常招致人们的批评。其实“学以致用”这话并没有错,只是我们把它念歪了,用偏了。在今天看来,过分强调致用可能会影响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为此,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中说,研究国学是为了“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也就是学以致用,但他强调致用是有条件的,即与求真必须一致,要致用就要求真,求真是前提,只有求真才能致用。吴宓解释说:“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如果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了解,要解决好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国学院的导师们把求真、务实、致用的优良学风贯彻到行动中。首先是自己著述立说,写下了许多传世佳作,大多已成为学术经典;其次是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果没有国学研究院,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必定改写无疑;再次是身体力行,开一代学术新风气,比如赵元任到各地采集方言,李济到现场参加考古发掘等,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清华国学院还有很多优秀传统,如,“求学”与“做人”并重;兼容并包,尊重个性;等等。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述了。我们应当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并发扬光大,使国学振兴。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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