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先生（1895－1944）是我国现代伟大的爱国志士、著名民主先锋。作为一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家，相较新闻出版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韬奋先生早期参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和职教期刊编辑工作，并由此发轫开创后来的出版方面的功绩，却鲜有人研究和关注。
参与职
业教育实践，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初创时期的重要成员
韬奋先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初创时期的重要成员，是我国早期职业指导的重要提倡者、理论家和实践家。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由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联合社会知名人士蔡元培、张謇、梁启超等48人，于1917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的，是中国最早提倡、研究和实施职业教育的团体。90多年来，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改革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韬奋先生于1922年经由黄炎培介绍进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兼任教育秘书，后来又兼任中华职业学校教务主任和英文教员。从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韬奋先生便对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与精力。在短短的数年间，他编译、撰写了大量关于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的著作，在介绍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同时，阐述了自己对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的主张和见解。
1923年，韬奋先生参与发起职教社的职业指导运动，兼任职业指导股副主任，具体接洽有关“学校举行职业指导运动周”，开展了大量的组织、协调与调查等活动。1925年，韬奋先生随同中华职业教育社参观团赴上海、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考察职业教育机关，并根据参观见闻写成“参观沪宁路线各地职业教育述评”、“参观江苏职业教育后的感触与建议”等文章。
通过实地考察与实地指导活动，韬奋先生认识到，在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失业频繁的社会背景下，职业指导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也是他日后放弃职业指导方面的研究与活动，转而从事关心大众生活、关心国事民瘼的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原因。
潜心职业教育研究，探索深化中华职业教育社理论建设
除了身体力行的广泛参与职业教育实践外，在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论建设方面，韬奋先生也在不断探索中，将自己的心得贡献出来，以飨世人。
把人民生计问题视为“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把职业教育视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这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时的基本理念。
在二十世纪20年代的民国成立初期，西方的思想渐次进入我国，但受传统社会习俗和风气的影响，社会上普遍认为职业无非是“混饭吃”的手段。针对这一观点，时任编辑股主任的韬奋先生撰文“职业的真乐”指出：“职业的真谛”是一方面利己，一方面利人的行为，而“能多尽一份材力替社会多做一件好事”，这才是“职业的真乐”。在他看来，只有透彻地领悟了职业的真谛，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眼光与思想才不至限于专顾私利的一面，以至于能够抛弃私利，以实现个人真正的价值即以为社会做贡献为目的和乐趣。而且，“这种真乐是求之在我的，是别人抢不去的，是永久无穷的。”
韬奋先生进一步指出，这种职业的真乐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在最适合自己特长的职业中为社会做尽量多的贡献，只有这样才可获得此种快乐。
基于上述认识，韬奋先生进一步论述职业教育的内涵，他认为职业教育主要是通过传授学生将来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从事使其能够在社会上自立、并为社会谋福利的职业，据此指出职业教育的定义应为“职业教育乃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的供给与乐趣，同时尽其对于社会之义务”。他补充说，所谓职业教育是以职业为目的，教育为手段，横向目标是使学生获得专门知识以在社会上立足，纵向目标是要对那些家庭贫困但有发展潜质的可造之材以辅助，使其成为高级专门人才，这样对学生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利。
出版辉煌发轫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生活》周刊
纵观韬奋先生的一生，从1921年7月圣约翰大学毕业，至1944年7月逝世的23年时间里，其中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和生活的时间救达10年之久。在韬奋先生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早期几年里，他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职业教育，而对其他新生事物和政治时局则表现较为淡漠。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时期的主要思路，已钻入了牛角尖。”而将他从“牛角尖”中拉出来的正是《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5年10月创办的，由黄炎培先生主持并题字，最初的宗旨为：“专门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论”。1926年10月，韬奋先生任《生活》周刊主编。当时的《生活》周刊发行量只有2800份，主要是分赠给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和一些教育部门，类似于今天内部刊物性质，社会影响有限。韬奋先生接任后，将编辑方针定位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某社会改造”，显而易见，这一方针仍然根植于中华职业教育社“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的职业教育目的。刊物内容上，《生活》周刊不甘于内部刊物性质，力求贴近大众，“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其开办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专栏，为《生活》周刊赢得了大量的读者，经过几年的努力，刊物发行量竟从1926年的2800份，增加到1932年的15万份，创造了在当时的中国期刊发行的奇迹，也由此奠定了韬奋先生及他主持的《生活》周刊在新闻出版界的影响力。
1927年以前的《生活》周刊，内容较多和读者围绕生活、家庭、职业等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很少谈论政治。但是随着时事的发展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入，韬奋先生于1930年进一步明确办刊方针：“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希望刊物“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此时，韬奋先生与时俱进、坚持先进出版方向的编辑思想已在《生活》周刊的办刊发展中得以体现。
随着关注时事地愈发深入，《生活》周刊逐渐走向了政治的最前沿，成为了当时广大爱国主义者的代言人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的先锋。1932年，韬奋先生在《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中指出，“本刊虽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的组织，但我们却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旗帜鲜明地宣布了《生活》周刊的性质和立场。这是韬奋先生思想变化的重要宣言，也是韬奋先生走向成熟成为卓越政论家的重要标志。
尽管韬奋先生并非以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贡献彪炳史册，但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和生活的10年时间里，对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的研究与实践成绩斐然，是他整个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理论研究极大地弥补了当时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缺陷，关于职业指导方面很多的论述和观点，直到今天依然闪射着光芒。
（作者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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