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
今年是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诞辰125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独树一帜的耆硕,浙江省政府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上虞市人民政府和杭州师范大学等单位不久前在杭州、上虞两地联合主办了“纪念马一浮先生诞辰125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巴西、新加坡等国和中国
本次研讨会的议题集中在三大板块:一是考述马一浮的生平与交游,二是探讨马一浮的国学观(“六艺观”)及其经学思想,三是讨论马一浮在现代新儒家发展史上的定位。
关于马一浮的生平,一般都以马先生的侄子马镜泉、外孙女丁敬涵的记载为权威。但在这次会议上,朱维铮教授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提出现在流行的各种传记资料的若干失实,突出表现在拔高马一浮的头衔、职务、功名等等,他大声疾呼“把马一浮请下神坛”。一石激起千重浪,与会学者对朱教授的批评作出了多方面回应。多数意见认为,朱教授指出的关于马一浮生平记载的一些讹误,恰恰说明马一浮研究的薄弱点所在,但这些讹误并非马一浮先生本人造成的,更无法撼动马一浮作为现代国学大师的崇高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马一浮研究,既不存在“造神”,更谈不上“请下神坛”了。
这次会议的另一亮点是,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突破口,对马一浮的交游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涉猎。虞万里关于马一浮、龙榆生交往所作的梳理、魏维贤与释永光关于马一浮与广洽法师的书信往来的讨论,都是以新发现的书札、诗稿为中心展开的。吴光编著的《马一浮研究・马一浮先生小传》以调查结果否定了马一浮“曾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讹传。蔡德贵的论文则讨论了马一浮与数学家章俊之的交往,可谓别开生面。林桂榛根据《一佛之北米居留记》手稿,梳理了马一浮1903-1904年间在美国的工作学习情况,是迄今关于马一浮这段经历最详细的介绍。
马一浮的国学观(“六艺观”)长期以来都是马一浮研究的焦点所在。本次会议收到的重要论文,大都与此议题相关。在讨论中,不少学者认为,马一浮的“六艺该摄中西一切学术”说,首先是一种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正如蒋国保指出,此说是“陈述式的、说教式的,而非论证式的、分析式的”,是对全人类的生存命运和精神家园的深沉关怀,而不能从具体的学科门类范畴加以狭义的理解,更不能以具体的学科知识来加以证伪。戴琏璋、邓新文的论文都从“六艺统摄于一心”出发,讨论了六艺之学根本上关注人的生命形态,六艺之学的前提是在心灵上下功夫。马一浮的六艺观向来被看作一种学术观,而罗义俊从中抽绎出了一种儒家的王道政治观,令人耳目一新。
由于马一浮六艺观中的“六艺”特指“六经”,因此马一浮学术思想的经学特色成为这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刘梦溪认为,马一浮的思想是“儒佛兼治,儒佛并重”,具有新宋学特色,吴光不同意“儒佛并重”说,认为马一浮是“会通儒佛,以儒融佛,以佛证儒”的新经学。龚鹏程认为,马一浮的经学路数既不同于重四书、轻五经,重义理、轻考据的宋明理学家,也不同于重考据的清代朴学,与民国初年的“整理国故”派也缺乏共同语言,而是在阐发群经大义的同时,重视训诂,重视对经文的疏解。许宁认为马一浮重视回归元典、具有高度的经学方法论自觉和强烈的文化信仰,是构建“现代新经学”的重要资源。此外,周山对马一浮《易》学的讨论、舒大刚对马一浮《孝经大义》的探讨,黄灵庚、张涅对马一浮《论语》学的讨论,都呈现了马一浮经学治学实践的多侧面。
一般认为,作为新儒家的马一浮的哲学是以朱学为主干的,但如何评价陆王心学和佛教华严宗思想对其思想体系形成的影响,学术界长期以来歧见纷纭。刘又铭的论文全面回顾了1945年以来诸家之说,总结为四类,并分析得失,最后确认马一浮是“新朱子学”,正是由于马一浮思想倾向朱学的特点,在以熊十力―牟宗三一系为大宗的新儒家谱系中,他长期不受重视。滕复、陈锐比较了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三家之说。滕复认为,梁的贡献在于提出儒学复兴的文化理念,马的贡献在于提出儒学复兴的教育途径,熊则专注于儒家哲学的理论改造。陈锐则认为熊十力像哲学家,马一浮像哲理诗人,梁氏倾向于文化和历史。关于马一浮佛学思想与儒学的关系,陈永革认为马一浮的佛学是一种“知性佛学”,他关注中国化佛教宗派的义理析取,并设法将之融入儒家经学义旨的探求。
本次马一浮国际学术研讨会,既是对过去二十年马一浮研究的总结与回顾,更指明了未来研究的突破口和方向,具有很高的学术品质和丰富的学术内涵。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具有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特色的马一浮思想,生动诠释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化哲学命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虽然马一浮在大师林立的现代学术史上并不是高产的作者,但他在有限的著作中既勾勒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总体大势,预言了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将是以六艺为灵魂的中国文化,又凭借深厚的学力用治学实践印证这种预言,可谓“自本自根,有体有用”,这正是马一浮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预示了在21世纪中国的思想话语中,马一浮必将成为不容忽视的参与者和对话者。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