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
中国科学社是由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等在1915年发起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1918年迁回国内，1959年停止活动，存在近半个世纪。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中，中国科学社贡献颇大。
首先
其次，积极促进学术交流。召开年会是中国科学社的既定任务，从1916―1936年召开过年会凡26届。年会地点遍布全国，与会者也由最初单一的团体发展为多团体联合，学术交流日益规范，学术声望遍及全国。科学社还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一方面，邀请世界著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如在1920年有美国教授推士演讲“科学事业与科学团体”、法国著名算学家班乐卫演讲“中国科学与教育问题”、英国哲学家罗素演讲“爱因斯坦引力新说”；1922年有美丽尔博士演讲菲律宾科学局设立之经过；1929年有德国物理学及航空学家卡曼、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等来华演讲等。另一方面，科学社又积极走出国门，1926年派竺可桢等12人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1929年组织人员出席了在爪哇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等。
第三，创立科研机构，集成科研群体。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于1922年在南京成立，此乃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该所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进行生物学的标本采集与研究，前后历时30余年，并在物种调查及动植物实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如此，还在原生动物、介壳类、两栖爬行类等11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譬如，张景钺《蕨类组织之研究》、钱崇澍《安徽黄山植物之观察》、陈桢《金鱼的变异》等在中国生物科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生物研究所不仅培养了自己的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倪达书，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张孟闻，鱼类学家张春霖，兽类学家何锡瑞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人才，而且还积极组织科研人员出国深造。与此同时，生物研究所还对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中国西部科学院等相近的生物学研究机构进行了积极的扶持和帮助。可以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启了中国现代有组织、有系统的生物学研究，使中国生物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四，审定科学名词，推进科学的规范性发展。随着西方近现代科技传入中国步伐的加快，科技译名不统一的现象日益加剧，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科学》在创刊号《例言》中说:“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因此，科学社将科学名词的审查和编订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董事会公举赵元任等5人为委员，负责科学名词之审定事宜。从1919年起，科学社参加了中国第5次至第12次的科学名词审查会。1933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后，中国物理学会推定科学社社员吴有训、严济慈等7人组成名词审查委员会。1935年国立编译馆委托电机工程师学会审查电机名词，在20名审查员中,就有10人是中国科学社成员。
第五，促进了中国科技体制化的诞生和发展。科技体制化是衡量科学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科学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就需要科技体制化作为组织保障。所谓科技体制化，就是让科学的社会功能为大众所承认、科学有自己的操作规范和自主性等。中国科学社通过带动各专门学会及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使中国初步实现了科技体制化。在中国科学社的带动下，各专门学会如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数学会等科学学会应运而生。除中国生理学会外，其他专门学会的发起人或领导者都是中国科学社成员。这些学会均效仿中国科学社，建立了科学管理与民主决策机制。另有新中国农学会等多个科学团体，也是在科学社的影响下成立的。科技体制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而在中国现代最早充当科学家这一特定社会角色的就是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科学社团的会员。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正式形成，建立了相应制度。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国家级科学机构。中央研究院从筹备、建立乃至发展都与中国科学社血肉相连，科学社社员蔡元培被任命为院长即为一例。中央研究院最初40名筹备委员中除朱家骅等5人外，其余都是中国科学社社员。许多科学社社员后来又应邀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如中央研究院4位总干事中,就有3位是中国科学社社员,而15位所长中就有13位是中国科学社社员。
综合上述，不难看出中国科学社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奠基性质的工作，既积聚和培养了一大批科学人才，又带动了各专门学会和科研机构的成长。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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