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不断解放思想中,我在“治学之路”与“治校之道”这两方面,获得了宝贵的双重亲历。
先说治学之路。我是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随后又留校成为从事美学和文艺学教学及研究工作的大学教师,至今恰好30年。能够亲身经历这些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回想当年,艺术家赵丹在病逝前写下的绝笔《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后曾经引起轩然大波,那时我和赵丹的女儿赵桔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当然也十分关注各方的反响。记得当时在我们班上任课的古代文学教授还曾激动地向同学们宣读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悠悠三十年过后,在一些场合,这篇文章仍然会被提及。我在近30年间所写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似乎也应和着美学界和文艺界本身解放思想、破除禁锢、开拓创新的节奏,记录着我对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逐步深化的研究履痕。从根本上说,这些认识成果的获得正是得益于30年前邓小平所倡导的思想解放,得益于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真正开始与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学术思想的交流对话。为此,我在不久前将自己这些年来所写的部分代表性文章结集成一本新书《审美文化与形象诗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亲历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
再说治校之道。在这30年间,我经历了巨大的人生转折,从一个农村插队的养猪知青成长为一所省重点大学的校长,这样大的人生跨度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才有可能实现。因为有了邓小平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我才得以通过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而走进大学深造,也因为有了党和国家推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机遇,使我能够在业务工作之外获得了参与高校管理的机会,得以在管理工作的实践中锻炼提高。我先后担任了系副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和书记,40岁时成为校党委副书记,45岁时担任大学校长,是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之一。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我在本职教学和管理的多个岗位上经受了锻炼,专业素质和管理能力都得到了提升,逐步适应了大学管理创新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作为校长,我努力塑造具有影响力的人格形象、学术形象和管理形象,为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发展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说到改革开放年代我的亲历,感受尤深的还有我所服务的徐州师范大学的发展进程。我既是学校的管理者,又是学校发展的见证者。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50多年的办学历程,但真正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实现的。我们秉持“厚重笃实,艰苦创业”的校园精神,紧跟时代步伐,把握发展机遇,通过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激发活力,克服困难,在苏北相对欠发达的区位条件下促进了学校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如今的徐州师大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引领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已经成为苏北的名校和江苏省重点建设大学,为地方基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个学者的30年和一所大学的30年,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从一个侧面映现着中国思想解放,民族振兴的历史进程。
(本报通讯员王晓三本报记者李可采访整理)
人物小传:徐放鸣,1957年生,江苏靖江人,徐州师范大学校长、文艺学教授,兼任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传媒艺术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