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一种产生于印度的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反观人类的“十二因缘”，发现了人类的“五蕴”之苦，并为人类指出了摆脱轮回之苦，求得“涅?”正果的“八正道”。据研究，佛教大约是在两汉之际由西域的僧人和使节传入我国的，首先在民间传播，以后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中国人最早将佛教称为“佛道”，认为是一种黄老方术那样“白日飞升”，“长生不老”的“道”，同时也是周孔之道那样“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牟子理惑论》，《弘明集》卷一）的“道”。
当佛教逐渐在社会上扩大传播，并引起社会上层注意后，在当时社会浓重的“教化”氛围的影响下，佛教徒使用教化的概念向统治者解释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世人开始从教化的观点理解佛教。如三国时期西域僧人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说佛祖：“以五戒、六度、八斋、十善，教化兆民，灾孽都息，国丰众安，大化流行，皆奉三尊。德盛福归，众病消灭，颜影炜炜，逾彼桃华。”（《六度集经》卷八）他把佛祖传播教义的过程，解释成了教化民众的过程。只要接受了佛教五戒、六度、八斋、十善的教化，就可以获得“灾孽都息，国丰众安”的社会功效。如此解释佛教的功能，颇有些儒家“内圣外王”的影子。晋人宗炳作《明佛论》说：“教化之发，各指所应……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轲林宗康成盖公严平班嗣杨王之流，或分尽于礼教，或自毕于任逸，而无欣于佛法。”（《弘明集》卷二）他向怀疑佛教理论与儒教、道教社会教化功能相互矛盾的观点的人指出，在治理乱世的功能上，儒家的“礼教”，道家的“任逸”，都“无欣”于佛法，佛教自有佛教的特殊作用。在以后所出的经典中，用“教化”说明佛教的越来越多，说明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更看重的是佛教“教化众生”的社会功能。
晋代人开始大量使用“佛教”的称谓代替“佛道”,成为其正式名称。孙绰在《喻道论》中说:“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圣有深浅之迹,尧舜世夷。”(《弘明集》卷三)觉悟之途讲的是佛教的内在属性,教化之功讲的则是佛教的社会功能。从名称的翻译开始,佛教就进入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人开始赋予它更多的社会的职责与功能,使其必须在辅助教化的轨道上发展。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出现的《太平经》、《老子想尔注》都是早期的道教经典,对道教的诞生有催化作用。这两部书都多次提到教化的思想,《太平经》卷一说:“君圣师明,教化不死,积炼成圣,故号种民。种民,圣贤长生之类也。长生大主号太平真正太一妙气、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姓李,是高上太之胄,玉皇虚无之胤。”老子李耳是道教的始祖,《太平经》认为他是由于“教化不死,积炼成圣”,圣君明师教化百姓,还可以积累长生功德,这也是道教长生理论中的政治文化本色。《老子想尔注》说:“上圣之君,师道至行以教化。天下如治,太平符瑞,皆感人功所积,致之者道君也。”作者认为,最好的君主称为“道君”,他们以“道”教化天下,使天下大治,符瑞呈现,乃民心感动天意所致。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终于在汉末形成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道教在公开发动起义以前,也是以教化世人的形式隐蔽传教。教化论的旗号麻痹了一些统治者,使道教积蓄了巨大的能量,一旦发动起义,就给予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在太平道被镇压,五斗米道被收编以后,道教开始了从民间宗教向官方宗教的转化,当时的道教徒们,更是利用教化论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证明。此后出现的道教经典大谈教化论。《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八治部》载:“第一云台山治,在巴西郡阆州苍溪县东二十里,上山十八里方得,山足去成都一千三百七十里。张天师将弟子三百七十人住治上教化,二年白日升天。”正由于道教的大师们努力宣扬道教具有“以道化民”之功,逐渐到得了统治者的认可,成为中国正宗大教之一。
正是在重视教化的大背景下,儒、佛、道三家的关系变成了“三教”的关系,形成了中国政教主从,以教辅政的历史格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