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氏的兴起来看,政治地位的变化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从吕韬到龟图
但是,从家族文化的角度来看,从吕韬到吕夷简一辈,文化上都没有值得称道的特色。从吕氏“公”字辈起,吕氏才成为一个家族文化与政治――社会地位互相推动、相得益彰的家族。
概括地说,吕氏家族的学风特色,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围绕着这个中心,吕氏家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有其具体不同的衍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公”字辈,以吕公著为代表。这个时期,吕氏家族的学术主要在于经义。如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宋史》本传),他的讲学主要是发挥《周易》、《论语》、《孟子》等儒家正经经义,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九、二○一里还保存有吕公著的《论语讲义》片段。实际上,这个时期北宋学术的普遍倾向也是如此,乃以《周易》、《中庸》、《论语》、《孟子》等作为思想建构的元典,如程颐说:“治经也,实学也。……为学,治经最好。”而在经中,“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二程集》)吕氏学术风气与时代风气较为一致。
第二个阶段是“希”字辈,以吕希哲为代表。吕希哲继承了公著家学,以为“《中庸》之书,圣门学者,尽心以知性,躬行以尽性,始卒不越乎此书。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故此书所论,皆圣人之绪言,入?之大要也”,谓“为世教者当重儒;又谓祖孔宗孟,学之正也。苟异于此,皆学之不正。”(《吕氏杂记》)但是,他好禅,“尽其平生之力,乃反见佛与圣人合。”(《吕氏杂记提要》)后来受到朱熹的尖锐批评。
第三个阶段是“中”字辈,以吕本中为代表。无疑,他治经,但是同时又继承吕希哲学风而溺于禅,全祖望说他“溺于禅,则又家门之流弊乎”(《宋元学案》卷三六《紫微学案序录》)。不过,其家族前代均不甚关心文学,但是,到了吕本中,这种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他在《送林之奇少颖秀才往行朝》诗里说:“上欲穷经书,下考百代史。发而为文词,一一当俊伟。”(《全宋诗》)这可以看做吕本中思想的全面反映。一方面,他是宋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之一,早年就作有《江西诗社宗派图,》后来又作有《紫微诗话》等,主张诗歌要学习黄庭坚,但又反对当时江西派诗人规摹步趋的态度,提出了著名的“活法”论诗学。另一方面,他是宋代有创作特色的大诗人之一,其诗流动清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江西派诗的峭硬,所以,方回评价说:“居仁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故其诗多活”(《瀛奎律髓》卷十七),并说:“老杜之后有黄、陈,又有简斋,又其次则吕居仁之活动,曾吉甫之清峭,凡五人焉。”(《瀛奎律髓》卷二四)
第四个阶段是“祖”字辈,以吕祖谦为代表。《宋史》本传说他学术“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在他的思想中,继承了对经义、文学等的注重,但是佛学的因素相对较弱。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是,吕祖谦特别凸显的是史学。一方面,他不仅在儒经里特别关注《尚书》、《春秋》等,把这些儒家经典作为史书来看待,甚至把《诗经》也视为史,说:“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五《杂说》)而且也十分关注历代正史、《通鉴》。先后撰有《东莱左氏博议》、《十七史详节》、《通鉴详节》等多种著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畜德”的看法是重史。朱熹认为“读书须是以经为本,然后读史”(《朱子语类》)。但是,吕祖谦认为,“读《论》、《孟》,使学者易向外走”(《朱子语类》),所以“不教人读《论语》”,主张由史入,以史为中心,“劝令看史……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朱子语类》)。这引起了朱熹的强烈批评,说吕祖谦“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朱子语类》),虽然这个说法比较偏颇,实际上吕祖谦经、史、文都十分注重;但是,从这种批评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吕祖谦的学术重心所在。这种倾向,使吕氏家族学术在南宋的学术里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
总之,吕氏家族的学术文化风气在于约而尚博,如吕本中《童蒙训》开篇就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矣。”具体地说,“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是其一以贯之之本,但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又经过了不同阶段的润色变化,这就是以《论》、《孟》、《易》为本,发展为以佛学润色之,再发展为关注文学,最后确立由史学入手。本既未失,而润色之功方显,遂造就了宋代吕氏一族文化持久地兴盛繁荣。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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