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维度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将社会和谐作为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让神州大地变成美好人间，一时间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热血期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神圣职责，成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稳定井然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维度。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社会文化日益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当今世界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既面临机遇难得的黄金发展期，又面临充满风险的矛盾凸显期。特别是眼下世界金融风暴向我们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结构以及各方面的关系日益复杂，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今中外对和谐社会的追求都是从社会秩序的重塑开始的。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从个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强调个人利人、人皆有爱，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有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并主张从此建构起“夫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理想社会秩序。西方对和谐社会秩序的努力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提出，整个希腊政治学说的基本思想就是求得共同生活的和谐。无论是东方智者提出的大同世界，还是西方哲人提出的理想城邦，都是对社会秩序重塑的努力，都是对和谐、有序、理想社会的追求。价值建构和社会秩序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社会秩序的建构有赖于人们的法律、道德、习俗等，并表现出一定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效率、民主、法治等意识和开拓精神，但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也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就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始终保持我们昂扬向上的精神。

本论坛以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为主题，开展前沿性的学术讨论，把握了时代脉搏、紧扣了现实问题，搭建了交流和对话的平台。相信通过专家们的真知灼见，一定能够启迪思想、理清思路，进一步推动社会秩序和价值建构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理论贡献。

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史秋秋：

科学发展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学者们围绕如何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所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前沿课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意义十分重大。

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确定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丰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成果。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对为何发展、怎样发展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上，特别是在我国发展面临世界经济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同在的当下，发展的规律是什么、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靠谁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重大课题，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科学的回答。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长治久安，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但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社会利益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因此，我们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中由于结构的复杂性而出现的一些矛盾与问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深化对当前社会秩序的研究，正成为社会变革实践向理论的召唤。由于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这使得社会秩序在一定意义上处于急剧变革中，并且这种变革具有复杂的特点。

和谐的社会秩序作为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稳定协调状态，是价值内核、社会规则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集体主义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由于社会阶层多样，人们的价值观念多样，呈现出了作为主导价值的爱国主义精神、自立意识、权利意识、奉献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共存的复杂特点。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采取相应的对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求得和谐与发展，就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者的光荣使命。本次学术前沿论坛旨在成为探讨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想阵地，论坛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专家学者搭建交流平台，通过展示哲学社会科学专家们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前沿课题的见解，推动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

30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地区最重要最基本的结构，也是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课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动。

第一，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3亿人口，3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一个“三高”――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三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国家。不仅于此，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9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全国总人口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4%，2007年这个指标已经达到6.2%。在北京城市中，100人里就有30多人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所以说，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我国二三产业的GDP超过70%，但在总就业劳动力中，二三产业的就业还没有30%，农村劳动力占70.5%。2007年，我国就业的劳动力总数是76990万，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下降到40.8%，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上升到26.8%，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上升到32.4%。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达到59.2%，超过了50%的水平。我们原来是个主要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国家，现在，我们的多数劳力已经从经济效益比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到经济效益比较高的二三产业。

第三，城乡结构发生了变化。1978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只17.9%。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世纪之交后，城镇化发展很快，2007年的城镇化率是44.94%，但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社会应该有的50%指标。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国的城镇1978年是17245万人，2007年为59379万人，29年增加了421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城市人口1453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村转出来的。这是一项大的历史工程，是巨大的社会变迁，也是一项大的成就。

第四，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我们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显然不能再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来概括了，更不能据此来制定政策。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属于社会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适应、不协调，滞后了，这是产生诸多经济社会矛盾的结构性原因。如“三农”问题，本质是结构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讲了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村产生一些问题的原因，要推进城乡一体化，用改革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讲到点子上了。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韩震：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人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框架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既然四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整体，那么显然就应该存在着把四个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联系、贯通起来的核心价值观念。在现时代，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及体现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的行为规范结合起来的核心价值观念，主要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开放进取。

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念是框架与实质、结构与要素、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民族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则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

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而是因为它有符合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有建立平等自由正义人道和谐之社会价值理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只有符合既植根于历史传统又体现时代要求的价值取向，才能成为动员整个民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推动和凝聚力量。社会主义荣辱观所言的八种美德，分别体现了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开放进取这些核心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一致，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谐发展的基本保证。

北京大学教授刘伟：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30年改革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价值问题及基本范畴越来越成为学术和社会上关注的问题。之所以我们讨论的范畴回归到这些基本概念，是因为这些基本范畴反映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进步？在改革开放30年提供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变革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论坛围绕社会秩序和价值取向进行讨论非常有意义。

为什么要讨论价值问题？就经济学来说，从产业革命前后一直到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价值问题。20世纪以后,价格问题才取代了价值问题的核心地位。为什么有这样的经济学思想史现象？我想，价值命题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不是正义公平。所以，产业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论证价值问题的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及相应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因此价值问题成为那个时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已巩固，这个时候人们需要论证如何利用这个制度为资本带来更大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均衡价格问题，即如何发现均衡的位置的研究，就取代了价值理论的研究，成为核心命题。

用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来评价我们30年的改革？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评价标准，但根本是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从经济发展指标来看，改革开放30年空前提高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在GDP的规模上，去年我们GDP总量20多万亿，折合三万多亿美元，占世界GDP的第四位，占全球GDP的比重大约为6%。按不变价格计算2007年的GDP总量相当于1978年的14.9倍。中国现在20天生产的GDP相当于1978年中国一年生产的GDP的价值总量，大致上提高了15倍。再看人均，到2007年人均GDP大致2500美元，属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的平均水平。剔除价格因素按可比价格计算，去年年末人均GDP的水平相当于1978年人均GDP水平的10.9倍，接近11倍。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显著的变化。

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于质量，质量的评价标准很多，但一个基本标准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国家这些年就经济来讲，可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存在落差，但经济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确实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具体表现在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以及消费结构等方面。

从产值结构来看，1978年的农业产值在20%多，第二产业的工业接近50%，第三产业当时在20%多，现在农业是11%点多，第二产业工业产业差不多还是47-48%，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有了很大提升。从就业结构来看，197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接近80%，是典型的落后传统经济，高于当代最穷的国家的平均水平（72%），而现在降到40%左右，我们使2亿多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了出来,达到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消费结构来看，1978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吃的支出（恩格尔系数）超过61%，是贫困状态，到目前降到40%左右，城市居民甚至已降到40%以下，达到初步小康的水平。上述我们国家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意味着国民经济实质性的进展。所以30年的改革，就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来说，无论是在增长的速度上还是在实现增长的效率上，其历史进步性是空前的。

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使命

我们究竟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要探讨的两个问题。我想以中国理想图景的建构为中介，把这两个问题勾连起来。

“中国理想图景的建构”出场的背景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社会结构性背景。众所周知，中国大约是从1840年以后开始进入世界的，但是进入世界绝不等于进入世界结构中去，因为“世界”和“世界结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严格地讲，中国是在1978年以后，特别是在加入WTO等世界组织之后，才真正开始进入到“世界结构”之中去。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要遵守既有的世界游戏规则，但也换回来了一个资格，即我们可以对世界游戏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发言，也就是我们可以参与修订、废止和重建游戏规则。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世界游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结构性的，是在世界结构中进行的。换言之，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而这根源于一个国家的“主体性”。一个国家的“主体性”则在根本上依赖于该国有没有对其本身以及世界未来“理想图景”的认识。如果你没有关于自己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你就决不可能修改世界关于未来生活的规则！

第二个是思想背景。这个思想背景同样可以放在1840年以后来观照。我们知道，自中国遭遇西方以降，我们的先哲们包括在座的诸位，开始思想。中国理想图景的哲学根据在于，每个伦理性的存在物对自己都有一种本真性的想象，个体如此，文化族群如此，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国家也是如此。中国需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但是我们却做得很不够。

显而易见，这两个背景给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走向和性质等发出我们中国人的声音。这就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解除两大障碍：一是社会科学西化倾向，二是唯学科化倾向。否则，我们既难以用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去解释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更难以用我们的学术成果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曙光：

中国经验、理论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

中国处于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差异很大。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有自己的特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最大的特点，是从现实的生产生活出发的对关系和整体的重视。关系是什么关系？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整体是什么整体？天地人构成的整体。中国人做学问，一般不做单纯的实证性认知和纯粹逻辑演绎的学问，而是基于直觉与经验阐发“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样做的好处是知行统一、学以致用，问题也出在这里。由于生活、思想与学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的思想和眼光就难以超越日常生活的樊篱，缺少对可能世界及其普遍必然的真理的把握。这样，一旦面临重大的变局就会茫然无措。所以，近代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中国传统学问向现代学术转换并形成不同的学科，还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说这方面还有什么不到位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基础性理论与应用性理论的区分，把理论看作是当下实践经验的总结，不知道“理论假设”与“思想试验”的重要性。自然科学界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界对此还缺乏认识，以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不需要理论假设和思想试验，这就严重地妨碍了我们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确，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有文化属性或个性，但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同民族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是可以比较的。就学术论证的透彻、逻辑的自洽、知识的含量、思想的深度、对未来的预见等方面而言，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在充分注意到中国学术的特殊性时，决不能以为它能够特殊到学术的基本规定之外。正是学术之间的可比性和可通约性，使中国传统的学问在与西方现代学术的对话和交流中发生很大的变化，越来越扩展和增强了理性分析的方法论功能。但现在学科分化到不能逾越的“楚河汉界”的地步就有问题了。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是有机的、整体性的，研究也要考虑这个整体性。这也是我们重新重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原因。其实，西方的现代社会理论就汲取了许多学科的资源与方法，具有很高的综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