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广播民族乐团的工作几乎要从头开始。最紧迫的是人才问题,因为当时专业教育都停下来了。我们就在全国范围招聘,有一技之长就行,比如谁唢呐吹得好,或者二胡拉得不错,就
但时代给了大家施展才华的好机会。改革开放政策一确立,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是新的。好的环境让我们深受鼓舞,浑身有一股子冲劲,什么都希望来点不一样的。比如说,以前唱歌的形式基本上都是独唱,大家就琢磨,是否可以让两个人一起唱,而且是一男一女。当时谢莉斯就决定“吃螃蟹”,到处找搭档,试了好几个人,后来发现王洁实比较合适。1978年11月,他们正式合作演出,到今年恰好是30年。他们俩影响了几代人,对于推广校园民谣和促进民族音乐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
随着国门洞开,民族音乐也开始迈出走向世界的步伐。大概从1980年开始,我们国家经常组团到国外演出,内容安排上以民乐、杂技和武术为主。不过,这样的活动比较少,而且这类演出大多属于外事活动,国外的普通百姓没法到现场看演出,传播效果有限。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有点“被动”,没有完全放开手脚。
要成功地实现开放,必须进行有效的改革,让“旧瓶装新酒”,运用国际化的语言传播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了适应演出的国际化需要,我们团的著名指挥家彭修文先生就琢磨如何把民族音乐和交响乐队统一起来。最后,在他的努力和倡导下,我们率先成立了以弓弦、弹拨、吹管和打击乐为基础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为了使民族交响乐队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彭先生等一批作曲家创作了近千首民族管弦乐作品。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时我们就开始“主动”出击,通过相关公司和协会的运作,民族音乐更顺畅地进入了国际音乐市场,也被更多的国外乐迷所熟悉。光拿我们广播民族乐团来说,近10年来,平均每年出国演出在400人次左右。特别是十七大报告要求“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让我们“走出去”更频繁,也更有底气。
我多次率团出国演出,当我们的民族音乐一响起,旁边经常有轻轻的惊讶声。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外国朋友是在问“这是什么乐器”。演出刚结束,我们还在后台,就经常有外国朋友闯进来,很友好地说他们想看看演出的乐器,怎么就能吹出那么好听的音乐来。所以现在我们到国外演出,有时间就安排演员介绍他们演奏的民族乐器。
今年11月21日到12月1日,意大利米开朗杰利国际音乐节组委会和我们中国广播艺术团下属的中国电影交响乐团合作在中国巡演,纪念普契尼诞辰150周年,这是米开朗杰利国际音乐节首度走出本土进行演出。有意思的是,他们说,巡演城市一定要有深圳,因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他们要到那里汲取变革的力量。
（本报记者王国平采访整理）
人物小传:王书伟,1951年4月生于北京。历任中国电影乐团副团长、中国广播艺术团党委副书记兼副团长,2007年1月起任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党委书记。曾参与策划《梦系红楼》等大型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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