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95 年:体制转轨驱动下的适应型研究
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这
当时的政府和管理学界都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形成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已无法有效指引企业的管理实践,必须寻找新的管理理论并丰富已有理论。在此背景下,理论工作者首先扮演了传播国外经典管理理论的角色。例如,1978年新组建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设立了“国外室”,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外国经济管理研究所”,专司跟踪和引进国外管理理论之职;从1978年起,许多官员和学者赴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国考察学习,回国后广泛开展交流;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美两国合作建立“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大批高校教师在中心系统接触到了西方管理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将37部国外管理学经典名著介绍给国内读者;一些学者尝试编写更符合我国企业实践的管理类教材,如马洪组织编写的企业管理多分册教材,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编写的工业企业管理教材系列分册,等等。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试点的MBA教育,加速了系统引进西方经典管理理论的进程。国内商学院在广泛考察欧美各国后所构建的MBA课程体系和编撰的教材,使国内管理学界和MBA学生更为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框架体系。
显然,这一时期国内管理学研究更多表现为学习西方管理理论,结合国内企业实践对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剖析和思考,并以翻译、介绍、评述等方式广为传播。这种以学习与传播为特征的研究过程,让国内学者开始全面了解西方管理理论,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却很少有原创性成果。
在引进学习西方管理理论的同时,我国管理学界并未放弃对管理理论的独立思考与研究,大批研究人员深入企业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尝试从丰富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归纳出有价值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例如,1977-1978年,马洪带领一批专家在大庆调查一年,并于1979年出版《大庆工业企业管理》,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源自我国企业实践的管理学著作;蒋一苇等在对首钢、二汽、双星等企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五部研究著作;李占祥等在深入宝钢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宝钢现代化管理丛书”,都是该时期我国管理学界对企业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典范。受制于转轨中的宏观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尚不高,成功实践的时间跨度也较短,理论研究归纳出的结论未必都能经得起时间检验,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给予充分肯定。
也有学者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以求挖掘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思想和理论。例如,陈炳富系统研究了《孙子兵法》的丰富思想及其与现代管理的关系,杨先举等撰写了《老子与企业管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等。时至今日,这一方向的管理学研究仍方兴未艾。
1996-2001年:激烈市场竞争下前沿理论的传播与深入研究
此阶段我国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市场开始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长期供不应求的格局发生逆转,绝大多数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进入买方市场时代,几乎所有企业都不得不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改制中的国有企业、迅速成长起来的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对管理给予了更大关注,意识到了管理不规范、管理水平低下对企业的严重制约。许多企业邀请国内外管理学专家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企业家也投入到思考管理难题的洪流中,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受到普遍肯定。例如,全国MBA和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的报考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管理科学组升格为管理学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管理学成为与经济学、工学、理学等并列的独立学科。我国管理学理论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第一,继续全面学习和传播西方经典管理理论。国内争相引进欧美国家的管理类教材,管理学界的研究人员承担起了繁重的翻译任务。大批翻译教材的涌现给教师、学生和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了更大的对比与选择空间。
第二,大规模学习和传播西方管理理论的前沿成果。大批学者潜心研读国外最新流行的管理学理论,深入思考其核心思想及对我国管理学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的作用,并在学界和企业界广泛传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业务流程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一些学者接触到哈默和钱辟关于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的文献之后,开始在中文期刊上系统介绍该理论,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第一次近乎同步与国外学者讨论同一管理理论前沿问题。《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的翻译出版,在国内掀起一股研究和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浪潮,一批学者从此将学习型组织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核心能力理论的系统介绍,不仅引入了当时在西方风行的主流战略管理理论,而且带动了国内对该理论及其实践的大讨论。
第三,尝试进行管理理论创新。例如,虽然钱辟和哈默在其早期的业务流程再造理论著作中强调该理论的应用要坚持激进的组织变革,企业必须回到原点,对组织架构“重新设计”,但国内学者并未盲目接受这一论断,而是结合中国企业实践提出了渐进式变革的思路,这一思路与钱辟和哈默后来给出的较为温和的流程优化方案不谋而合。再如,项保华尝试完善波特的五种力量模型;陈国权创造性地对组织学习过程模型进行了改进;康荣平和柯银斌则针对中国缺乏世界级领先企业这一现实提出了“亚核心能力”概念,等等。
第四,尝试建立新的管理理论流派。在引进西方管理前沿理论的同时,一些学者敏锐地发现:西方管理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的诸多管理现象,在指导某些企业的实践时显得苍白无力。于是这些学者不断对已有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完善与修正,尝试建立新的管理理论流派。例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李占祥提出了“矛盾管理学”,认为企业成长是多种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企业管理就是运用矛盾动力学原理,在动态中不断解决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并做好应对新矛盾的准备。再如,苏东水提出了“东方管理学”这一以中国儒家、道家、释家、法家、兵家等传统文化为理论渊源,以治国论、治生论、治家论、治身论等为核心的中国管理学,等等。
第五,以中国企业实践为基石的管理学研究备受推崇,这些研究对西方理论既不排斥、也不照搬,而是尝试立足中国企业实际进行管理理论、方法、准则的归纳总结,探索适合中国企业的发展道路。陈惠湘的《联想为什么》,黄卫伟等的《华为基本法》,吴晓波的《大败局》都是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2002年至今:“国际接轨”声浪中的研究方法转型
2002年以后,管理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全新的变化,表现在:
1、进军国际主流学术圈的呼声不断高涨。国内一些名牌大学强调建设研究型大学,强调国际排名和国际学术地位,在国外管理学界所认可的学术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成为衡量国内领先商学院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
2、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来自欧美和我国香港特区的学者在国内系统介绍其最新研究成果,讲授国外管理学前沿问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学者逐年增加;一些组织也在大力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国内大批学者不仅了解到了国外最新管理理论,而且认可了国外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强调研究成果的历史累积性和理论的“可验证性”,强调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3、留学归国人员大幅度增加。大批拥有海外商学院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充实到了国内高校教师队伍中,甚至包括一些在海外长期任职的教授。归国留学人员系统介绍了国外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包括如何跟踪文献、选题、建立假设、设计研究过程、收集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和对检验结果给出解释,等等。
4、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国内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使国内管理学研究人员能及时、方便地检索到所需的各种外文文献,对全球范围内理论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不再有严重的“时滞”。
研究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带来了国内领先商学院近乎一边倒的格局:强调“国际接轨”,高度重视在国际学术会议、国外顶级学术期刊展现自己的研究成果。结果导致国内大批学者开始进行研究方法转型,在西方管理学界居主导地位的实证研究方法备受推崇。商学院管理学教育中大幅度增加了方法论的课程,学位论文纷纷引入结构方程式等实证研究方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的管理类项目申请书中提到要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显著上升,国内管理类学术期刊偏爱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稿件。
这使我国管理学研究出现如下倾向:1、管理学研究开始被明确划分为纯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管理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才是真正意义的管理学研究,以经理人员为目标读者群、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为目标的研究不被归入学术研究之列。2、能运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并发表在国外顶级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被赋予更高学术价值。
实证研究方法能够在过去20多年间发展成为西方管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说明此方法在推动管理学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推动了我国管理学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加速了我国管理学研究步入国际主流学术圈的步伐,促进了我国在管理学多个领域的深化研究。然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过度推崇也给国内带来了诸多困惑,比如一些研究成果中出现了重形式轻内容、盲目套用实证研究方法、简单重复他人已做过的研究、缺少思想创新、缺乏实践指导价值,等等。这显然与我国学术界赋予实证研究方法过分特殊的地位有密切联系,学者们开始反思这一现象,不少学者探索以其他方法推动管理学研究。
近年来,定性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方法得到了普遍肯定,大批学者尝试学习和引入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并将其与我国传统的实践归纳法相结合。例如,一些国内学术期刊坚持录用高质量的案例研究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部也鼓励使用规范的案例研究方法的项目。此外,概念思辨、演绎推理、田野观察等方法也在加以应用。
我国管理学界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广泛涉猎到了管理学各个领域。其中既有以我国企业实践案例或统计数据验证国外已有理论的成果,也有对国外已有理论进行完善和修正的成果,还有围绕我国乃至全球企业实践提出新的管理理论并进行验证的成果,也有结合管理实践将我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成果。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外顶级学术期刊,国内学术期刊的论文质量也在稳步提高,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
对未来我国管理学研究的展望
我国的管理学研究在30年间走过了国外管理学界近百年的征程。这一历程基本是沿着引进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继承优良文化传统、总结企业实践经验三条主线展开的。历史地看,我国管理学界虽然一直有大批学者开展独立研究,也有不少原创性成果,但学习和引进西方经典和前沿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仍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我国管理学界而言,未来更为重要的是在引进的基础上创新,既包括理论创新,也包括研究方法和科研管理体制的创新。不应过分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片面强调在北美顶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做法。
未来我国管理学研究必将呈现多层次、多角度、多方法并行的格局。国内管理学界需要扎根我国企业实践,担负起总结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内在规律,从中归纳出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理论,以此指导我国企业可持续成长的重任;需要兼收并蓄,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和引进国内外各学科有价值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根据特定的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选择最佳的研究方法组合;需要在管理哲学思想、管理基础理论、管理应用理论、管理方法与手段等多个层次开展高水平的研究。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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