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选择于成龙作为创作题材，是现实生活对历史史实的感应。创作者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服务当代与尊重历史的关系，为历史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孙重亮（上海京剧院院长）：《廉吏于成龙》最早是《解放日报》资深摄影记者陈莹给尚老师提出的建议。那时电视剧已播出，我们再搞京剧行不行？后来大家觉得有必要搞这个戏，因为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疯狂地收割物质成果的同时，精神家园在荒芜，道德底线在下滑，尤其干部队伍状况让老百姓很不满意。我们艺术家应有这种忧患意识，应该反映民间意愿，搞这部戏也是希望为尚老师打造三部曲。2002年这戏首演，受到热烈欢迎，很多观众看完戏后呼吁，应该让所有的干部来看这个戏，这说明我们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黎中城（上海京剧院剧作家、本剧编剧之一）：这个戏一是追求内涵开掘的现实性。选择于成龙这个题材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今天执政者是否廉洁清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是否能够健康发展的极为引人注目的重大议题。作为一个有社会良知的剧作者，有责任和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这不是单纯的抨击贪腐，而是劝世之作。二是历史陈述的真实性。很多人都认为封建社会只有罪恶的贪官污吏，没有清官。但是经过研究史料和实地考察，于成龙确有其人，真有其事，是足以令人真正感佩的清官廉吏。历史真实加上艺术夸张虚构塑造一个理想的官员，这不是对古人蓄意的美化或者虚假的神话，而是对久违了的传统美德的向往，是现实对历史的感应。正因如此，这个戏才能在上百场演出中每场都能感动观众。

周育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于成龙一生可以写的东西很多，但仅凭史学家提供的这么一段叙述，是不能构成戏剧的。于是作者就发挥艺术虚构的智慧，虚构了于成龙的斗酒、典当衣物等。于成龙临死的时候只剩下了绨袍一袭，几罐咸菜，这是《清史稿》提供的，这么一个人物怎么样歌颂他都不为过。这个戏写得这么动人，除了史料的真实以外很尊重历史，又做了很多新的创造，让人佩服至极。

王蕴明（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我认为一部优秀的新编历史戏大概需要四个层次。第一，是要用当代意识也就是时代精神来审视历史，从历史中发现、洞察与今天时代精神相通、相近、相融的历史信息。第二，要用当代意识来烛亮历史信息的时代价值，更加强化这种历史信息的时代价值。第三，要用艺术的方法通过生动、鲜明、形象的人物把它体现在当今的舞台上。第四，通过这样一个生动鲜明的舞台形象从而达到给今天人们以启迪、借鉴、认知、教育作用。历史戏最忌的就是影射、比附，应借用《诗经》里赋、比、兴的三种艺术方法。赋是描叙，比是比较，兴是领悟。新编历史戏不要影射、比附，要让人领悟。

尚长荣（中国剧协主席、本剧主演）：排演《廉吏于成龙》时，我特意前往于成龙的故乡山西方山县采风。临走时，我捧起一把泥土装入行囊，带回上海。这捧泥土此后就一直放在舞台上象征于成龙廉正操守的竹箱之内，成为剧组的“镇戏之宝”。于成龙的精神，通过这捧泥土时时在滋养着我们，他所信奉的“非吾之有莫伸手，非分之财莫进门”时时在警醒着我们。

李庆成（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廉吏于成龙》是应运而生的戏，如今官场的腐败现象特别令人关注，广大人民群众为贪官污吏“前腐后继”层出不穷而忧心如焚。就是在这个时期，京剧《廉吏于成龙》问世了，因为老百姓正好有这样的愿望，所以这样的戏一出来就红了。这出戏最大的成功是塑造了于成龙这样一位其身世经历虽然远在古代，其气质神韵却是贯通至今的戏剧人物。这样一个具有泥土气和人情味，终生笃信天地良心的人，这样的廉吏，是古今中外官场之中曾有或是应有的人，也是历朝历代的大众百姓和当代观众都希望有的人。这就是《廉吏于成龙》这出戏和于成龙这个戏剧人物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于成龙形象感人，朴实可信，给人启迪。通过对主人公人格形成原因的揭示，肯定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丰富了戏曲舞台上“清官戏”的表现类型

薛若琳（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京剧《廉吏于成龙》对清官廉吏的人格形成作了揭示。清官廉吏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仁者爱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他们的心灵深处，民本思想成为他们的从政理念。他们常常受到百姓爱戴，并不是因为百姓肯定他们效忠皇帝，而是他们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实事。清官廉吏主持正义，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当上峰对百姓冷酷的时候，他们的亲民爱民行为愈显珍贵，“为命请命”使他们不顾性命、不虑前程，表现了优良的品质和操守。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以社会的、历史的、人民的视角来评价清官廉吏。

郑传寅（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于成龙把清明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知足常乐作为人生信条，对得起天地良心作为他的行为准则，因此他能够在物质利益面前不动心，为官多年两袖清风却无怨无悔。于成龙信守的天地良心实际上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善心、良知、道义、仁爱，他所信守的知足常乐是一种民间操守，是一种民间道德。他之所以能够做到始终廉洁，与他时刻牢记自幼读书时所得的古训和受民间道德的熏染直接相关，是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养育了于成龙，他的人格魅力源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廉吏于成龙》让我们意识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不仅培养了历史上大批的民族精英志士仁人，对于今天的人格建构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成龙所牢记的古训箴言在人欲横流的今天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

周传家（中国联合大学教授）：于成龙是中华文化哺育的精英人物。中国传统文化追根溯源就是儒和道，尤其是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是孟子，注重人格的修养，认为做人就要有四端，仁义礼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慈爱之心和羞辱之心。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汲取这样的文化完全可以修炼成这种精英，这种智人历代都有，所以说于成龙这个人物不是神话，完全是中华民族可以造就出的精英人物。

宋光祖（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我认为清官戏有四种主题，一是古代与民作主的主题。这种清官一要公正，不徇私情，如《赤桑镇》里的包拯。二要公允，分清是非曲直，按法理断案，如《灰阑记》。三要公平，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秦香莲》。第二种主题是为民请命，比如《十五贯》。第三种主题，就是清官难当。这种戏是借此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如《唐知县审诰命》和《徐九经升官记》。第四种主题就是清官能当。《廉吏天成龙》写出了于成龙能够过平民清苦的生活，能做到爱民如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戏探讨了当清官的主观因素，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刘祯(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廉吏于成龙》用了一种民间的眼光,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是用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感情来塑造于成龙的。于成龙的登场亮相,其行头做派简直就是一个农村的老头,剧中没有表现他在衙门里的工作,他解决问题的手法也不同,如他与康亲王的关系和交锋交流中。这样的写法使人看到于成龙民间化的一面,这表现出上海京剧院清官戏人性化的一面,也是京剧舞台上塑造清官廉吏的一大突破。

王安葵（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于成龙这个形象跟以前舞台上的清官比如海瑞和《孙安动本》中的孙安很不一样，主要体现在斗争方式上的不同。于成龙的斗争方式不是直来直去的，比如说他跟康亲王“斗酒”，虽是为民请命，但却是以柔克刚地比喝酒，最后都喝倒了，于成龙说：你倒了，你耍赖皮。多可爱的老头啊！中国戏曲重机趣，这场戏之所以好是因为作者和表演艺术家把传统美学中重机趣的精神贯穿在创作中间，用新的方式诠释了崇高，即把崇高更加平民化，这种方式更使我们感到亲近。

康式昭（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副会长）：这个戏跟我们以往看到的清官戏不一样，它没有设置一个和清官对立的贪官，写他们两个的生死搏斗，清官如何战胜了贪官。所以于成龙不是包公型的，也不是海瑞型的。作者没有走这个路子而是自己找了一条路，即绕着圈子写清廉，把他和康亲王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要的矛盾展开，这一点具有特殊的开创意义。

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廉吏于成龙》的创新就是它刻划了一个双料意义上的清官，于成龙不仅是敢于犯上的清官，而且还是一个廉洁奉公的甘于清贫的清官，这两者如何组合起来，我认为是它的难点也是它的突破。它的难点在于清官甘于清贫、廉洁到贫困地步的细节能不能被大家信服，但是这又是我们这个戏的亮点和突破点。把“清官”改成“廉吏”，两种形象的清官合二为一了，是这出戏的一大突破。

全剧在情节设置、人物造型、音乐唱腔及演员表演上均依托京剧传统，尊重本体艺术，尤其是尚长荣的表演使京剧传统显现活力，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意境之美，体现了上海京剧院一贯的审美追求

刘厚生（中国戏曲学会顾问）：《廉吏于成龙》中有两场于成龙和康亲王两个人喝酒的戏，每演至此，观众反应热烈，欢声雷动，成为这部戏的华彩乐段。我认为这两场戏体现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两场色彩斑斓的酒戏由尚长荣、关栋天极富性格化而豪放的表演，真是酣畅淋漓地让我们感到浪漫主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感染力。其实回头想一想，这原本是我们戏曲传统中并不缺少的财富。《牡丹亭》不就是最光彩的例证吗？老京戏如《空城计》等，我看也可以归于这一类。

赵山林（华东师大教授）：剧中以水代酒，构思出人意表，可谓神来之笔，除了引出于成龙绝妙的“半酒”之论，还带有一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另外，“查箱见土”的描写，小说中将之写成于的佣人自作主张定了十来个木箱装上，显得有些夸张。剧中将泥土放入竹箱里面由山牛担着，不许旁人来碰，这样显得自然可信。

曹树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廉吏于成龙》这个戏为什么看的时候很过瘾，很有震撼力，重要的原因是矛盾的开掘很深，特别是拜见康亲王一场，通过两个人物围绕一个重大的问题一层层展开。我把它分析为九个层次，康王召见、于去谈判、重判大案、斗酒决胜……通过这些开掘，把于成龙的大智大勇、风趣幽默、耿直，康亲王的傲慢、自尊、豪爽但是又深明大义的多样色彩活生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龚和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尚长荣的于成龙，与他所饰演的曹操、魏征有一条基本的精神贯穿线：对待历史题材，要取信历史，观照现实；对待京剧艺术，要激活传统，融入时代。于成龙有“三不”：不勾脸谱，不挂髯口，不念韵白。因为清装戏可以采用生活道具，可以念京白，表演上也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且尚长荣想演一个亲民的带乡土气质的布衣高官，省用部分传统程式以消减当代观众对京剧形式的疏离感，有利于观众接受这个题材，贴近这个人物。结果证明这“三不”是很成功的。在尚长荣身上，京剧传统是活的，是有着明显的时代性的。他既代表了上海京剧院的美学追求，也是京剧艺术融入新时代的鲜明标志。

戴平（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关栋天塑造的康亲王形象，不落俗套。此人高傲气盛，不可一世，但有忠君建业、治国安民之志，所以对真正德才兼备的贤臣是赏识的。在于成龙的为民请命、慷慨陈词面前，终于同意他的诉请，“斗酒”其实是他自己找的一个转变态度的台阶。编、导、演对这个人物的把握别有新意。关栋天的唱，高亢优美，大气磅礴；念白清脆，弦外有音。其他的配角，如勒春、于妻、山牛、翠妹等，也个个出彩，唱做俱佳，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以“一棵菜”的精神，投身于这项集体的美学工程中去。

高一鸣（上海京剧院音乐设计，本剧作曲之一）：尚长荣的“三部曲”我都参与了创作。我深切地体会到尚长荣是一位很有思想的艺术家。他参与剧本的意识相当浓厚，比如于成龙后面的“二黄快三眼”就是他提出的方案。他是架子花脸铜锤唱，反过来他是铜锤花脸架子演，他的表演都突破了本身某个行当，甚至于唱腔方面也是。有人跟我说我给他设计的唱腔不是花脸的唱腔，而是花生的唱腔，里面也有老生的嘛。后来我又开玩笑说尚先生的唱腔里还有花旦和花丑的唱腔。因为音乐唱腔的设计也是从人物性格化方面出发，突破原来固有的行当，即继承传统，激活传统，根据剧情的需要和人物思想的起伏创出好听动人的音乐唱腔来，不单是要做到悦耳动听，而且要做到扣人心弦。

（苏丽萍整理）

京剧《廉吏于成龙》剧照。尚长荣饰于成龙（左），关栋天饰康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