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三礼注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杨天宇同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近日已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杨天宇同志继《三礼译注》之后的又一可喜成果。《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中国古代礼文化的基础文献。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的《三礼注
《三礼》文词古奥，名物繁多，极为难读。前此，杨天宇同志曾花了多年功夫，为《三礼》做了白话译注，已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后，他又倾心力于《三礼》郑《注》的研究，终于完成了这一国家项目。
杨天宇的《研究》，分为“通论编”、“校勘编”、“训诂编”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通论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考述郑玄的生平、著述及其在经学和礼学史上的地位。二是对《三礼》和郑注的一般性评述。
后世考述郑玄生平的著作甚多，然互有出入，且每多附会。该《研究》之《郑玄生平事迹考略》，通过详尽占有资料，参以前人研究成果，较清晰地勾画出郑玄生平事迹的轮廓，并突出介绍了郑玄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成就。
郑玄的一生，著述宏富，然大多失传了，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的，只有《三礼注》和《毛诗笺》。后世学者考述郑玄著作者亦甚夥，然其通病则皆贪多以为胜，故难免将后世附会之作归之于郑玄。该《研究》之《郑玄著述考》，则去伪存真，将确可信为郑玄著作者分为“注释类”和“著作类”两大类录出，总计54种。另录有“门弟子所辑”二种，附以备考。
在汉代经学史上，“郑学”的出现，是两汉今古文经学从斗争走向融合的产物。该《研究》之《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与郑学的出现》，就是为研究这一过程而作。文中对汉代今古文之争的性质，提出了两汉性质不同说：西汉主要是利禄之争，东汉则主要是学术道统之争。《研究》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都是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服务的，这是二者能够从斗争走向融合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礼学史上，郑玄打破今古文经学之蕃篱而兼注《三礼》，奠定了中国古代礼学的基础。自汉以后，郑玄的《三礼》学巍然独尊，故有所谓“礼是郑学”之说。该《研究》之《略论“礼是郑学”》一文，从礼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这一说法的真正含义应当是：“后世之礼学皆宗郑学，后世治礼学者，皆不可舍郑注。”
要了解郑玄的《三礼》注，必须对《三礼》有所了解，因此该《研究》特撰《〈三礼〉概述》一文。名为“概述”，实则贯穿着作者对《三礼》多年研究之心得，对有关《三礼》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如论定《周官》之改名为《周礼》是在王莽居摄年间，即公元6－8年间；《周礼》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其《冬官》部分并未及写出，汉人不知，而以《考工记》补之。该《研究》还对《周礼》的内容、行文特点及史料价值，作了评述，并对汉代和汉以后的《周礼》学作了概述。关于《仪礼》，则论定其初本为春秋末年孔子所编定。
《三礼》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因而存在诸多异文，加之涉及到大量古代的名物制度，甚为难懂难读。东汉末年的郑玄为之校勘并作注释，遂使之成为当时一般学人可以读懂的书。郑玄的《三礼注》同《三礼》一样，成为中国古代礼学的渊薮。该《研究》之《论郑玄〈三礼注〉》一文，着重对郑玄注《三礼》的方法和体例及其得失，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和考述。
该《研究》的第二部分“校勘编”，重点在于考述郑玄校勘《三礼》的条例及其所遵循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凡遇今古文异文，都要作一番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该《研究》遍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之字例，一一加以考辨，并进行分析归纳，得出52则条例，从而撰成《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之条例考》一文。作者又从这52则条例中总结出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异文的五项原则，即：字义贴近的原则，习用易晓的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存古字的原则，从而使郑玄校《仪礼》取舍今古文异文之义例可明。
《周礼》在汉代有今书、故书的不同。按照李源澄的说法，郑玄是以故书为底本。然经杨天宇同志研究，此说实多?格而难通。经考证，郑玄实据今书为底本而参之以故书，故撰为《郑玄校〈周礼〉以今书为底本考》一文。
郑玄在为《周礼》作注时，凡遇今书、故书异文，都要作一番校勘。校勘的结果，则皆从今书而不从故书。该《研究》遍索《周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书不从故书之字例，一一加以考辨，从中归纳出35则条例，撰成《郑玄校〈周礼〉从今书不从故书考辩》一文；又从这35则条例中总结出郑玄校《周礼》从今书不从故书的五项原则（与其校《礼仪》的五原则大体相同），从而使郑玄之所以从今书而不从故书之原因可明。
《礼记》（即《小戴礼记》）的初本，自西汉宣帝时期由戴圣编纂成书之后，在其流传过程中，亦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故有诸多的异文。郑玄在校注《礼记》时，凡遇异文，皆斟酌裁定之，所不从者，则于注中存之，即郑注所谓“某或为某”、“某或作某”者是也。该《研究》遍索《礼记》郑注中所存之异文，而一一加以考辨，从中归纳出郑玄之所以不从或本异文的17则条例，又从这些条例中总结出郑玄之所以不从或本异文
的五项原则，撰成《郑玄校〈礼记〉不从或本异文考辨》一文（亦与其校《仪礼》、《周礼》之原则大体相同，这说明郑玄校《三礼》所依据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
该《研究》的第三部分“训诂编”，主要就郑注《三礼》所运用的
“读为”、“读曰”，“读如”、“读若”，“当为”，以及“声之误”、“字之误”等术语进行考辨，从而归纳出郑玄是在何种情况下怎样运用上述诸术语的。段玉裁在其《周礼汉读考序》中曾对上述术语作过说明或界定，其说影响甚大，至今训诂学界仍每以段氏之说作为对上述诸术语的经典性解释。然该《研究》通过考辨认为，段氏之说，虽有正确的成份，却多属片面、武断，不可尽信。在郑玄那个时代，训诂术语的运用，不仅仅是不准确，不精密，而且相当混乱。而段玉裁所谓“形近而讹谓之字之误，声近而讹谓之声之误”的说法，也就相当片面而不能成立了。
总之，该《研究》对有关郑玄及其《三礼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都做了具体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很多工作都是前人不曾做过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和深化了对于郑玄《三礼注》的研究，为今人认识和理解郑玄的《三礼注》，更好地利用其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史的研究服务，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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