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元：“一撇一捺”写人生

重视“人”，尊重“人”，这是陈汉元的风格，也是他纪录片的风格。

本报记者赵洪波摄

陈汉

“汉朝的‘汉’，元朝的‘元’”，他喜欢这样介绍自己。

这个“瘦巴巴的老头”，开创了我国文学型电视纪录片的先河，并且每次纪录片风格的变革甚至电视节目形态的变迁，都有他领导或助推的身影。

开创也好，开放也罢，陈汉元始终盯着“人”看，看着“人”想。

“我们从地图上粗略地看，长城跟运河所组成的图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正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一个最最重要的字眼――‘人’，人类的‘人’，中国人的‘人’。你看，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这是陈汉元为1986年播出的纪录片《话说运河》所写的解说词，创造性地把“人”字镌刻在中华大地上。

人们慨叹如此大手笔，陈汉元则归功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促成了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他说。

“人”被发现

汪曾祺说我们有了“定音鼓”，心里有谱了

在纪录片领域，“人”一度是被忽略的。

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年代，纪录片往往“见物不见人”，更重要的是，一些纪录片在创作上经常违反常规，例如为了使画面美观，让收割机排成整齐的一列，同时作业，还会用“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的语言来描述生产建设的成就。

尽管如此，一些“不安分”的心仍在“蠢蠢欲动”，等待时机。

1974年，陈汉元参与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下课之后》，内容反映的是山东半岛小学生的课余生活。尽管逃避不了时代的烙印，但它“没有一句解说是说教的，没有一句解说词搬用了政治术语”，陈汉元说，“我们几个人认为要找到真正能够反映孩子们童心、童趣的生活片断拍摄。”

在极端政治环境下敢于进行这样的突破，是因为陈汉元和同伴坚信，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总会到来，正如他在一首歌中写道：“管它公鸡叫不叫，太阳总要升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这些“不安分”的心开始尽情地呼吸春天的空气。陈汉元说当时的感觉是“终于把又脏又重的破棉袄脱下来了”。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仁企画签订合拍电视纪录片协议，计划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中方先前决定不编版本，由日方编辑，成片后译成中文版。但日方迟迟没有编出来。

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陈汉元受命负责这项任务，并担任总撰稿人，编出了轰动一时的《话说长江》。

要为观众服务，为“人”服务，陈汉元定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

他要求纪录片在制作形式上采用章回评书体，每集一个主题，结尾时留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的悬念，尊重国人的欣赏习惯。

他强调避免口号式的说教，用事实说话，让观众通过影像与声音燃起强烈的爱国热情。

他推动纪录片定时播出，每周日晚上七点四十五分播出一集，与观众之间形成良好的“约会”机制。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

他提出要设置主持人，拉近作品与观众的距离。并且特别找来话剧演员陈铎，不仅因为陈铎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他头发白，显得有分量”。历史记住了陈汉元对电视主持人事业发展作出的努力，1998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持人研究委员会为他颁发了“特别贡献奖”。

他和《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组织在全国范围征集纪录片所用曲子的歌词，并举办《话说长江》专题音乐会。时任沈阳军区歌舞团创作员的胡宏伟成了幸运儿。

1981年，胡宏伟到江南采风。坐火车行进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时，看到长江的宽广，创作激情顿时燃起。“当时，我想到了长江遥远的源头，想到长江已奔流了千万年，心头涌上两句词：‘你从雪山走来，你从历史走来。’但再往下就没词了。”

《话说长江》播出时，他一集不落，对长江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刻，“我记起片尾浩瀚的长江口，想起‘你向东海奔去’；还有长江三峡的落差造成江水汹涌澎湃，正是‘惊涛是你的气概’。”酝酿了两天，胡宏伟一口气写下了两段共18句歌词。

结果，他的《长江之歌》胜出，气势恢弘的词与曲，影响了一代人。

作为解说词写作的一把好手，陈汉元用独特的语言魅力，让观众获得美的享受：

长江流域有许多湖泊，打个比方吧，如果说长江是一条长长的藤，那么这众多的湖泊就是这长藤上的一个又一个的瓜。由西往东数，这是第一个大瓜――洞庭湖。

如果说重庆的地形像一条长长的舌头，那么朝天门就是舌头尖了。

云是海，海是云，这是名副其实的云海。然而，还是在峨眉山，这厚厚的云层，不禁使人联想到辽阔的松辽平原――春天已经来临，深翻的大地，积雪尚未消融……

这样的解说词写作风格，延续到了《话说运河》。《话说运河》的解说词写作是个集体作业，陈汉元被分配写前两集，这就意味着他要说明白运河到底是什么，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处于什么位置。

这是个苦差，难以下笔。陈汉元琢磨了好一阵，但不得要领。

某天凌晨三点左右，他还在苦苦思索，站到贴在门后的地图前，看看运河要经过哪些城市。突然他想比划比划运河和长城哪个长，这一比划不要紧，一撇一捺，“当时觉得世界太美好了，自己好像变成爱因斯坦了，变成牛顿了”。

这“一撇一捺”，让参与解说词写作的作家汪曾祺惊叹不已，“太妙了！这让我们其他写解说词的人有了‘定音鼓’，心里有谱了”。

“人”的发现并深入人心，让包括陈汉元在内的创作者更加重视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价值。《话说运河》的主持人不仅采访领导干部、水利专家，还让运河船工等普通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戏”外，陈铎开始体验到了被别人“发现”的滋味。在京郊拍摄《话说运河》时，有天已经过了晌午，摄制组还没有就餐，大家来到路旁的一个餐厅，服务员正在打扫卫生，摄制组工作人员上前询问是否可以找点吃的，被服务员以“打烊了”为由拒绝。

这时，陈汉元把陈铎推了出来。服务员惊呼：“你不是什么长江里的那个人吗？”就这样，跟服务员混了脸熟的陈铎发挥了一把“名人效应”，帮摄制组解决了当务之急。

“人”被升华

陈汉元说现在不逮野兔改拍野兔了

为纪录片创作解说词是陈汉元的看家本领，但有一天他果断地把自己否定了，“不玩了”。

他说这叫“与时俱进”，是因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

1989年，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开拍，已成为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担负起制片人的重任。

谁来扛起总编导的名号？陈汉元决定招标，“让优秀人才冒出来”。这是中央电视台内部通过招标模式竞选人才的头一回。

时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主任的刘效礼拍了拍胸脯，上！

经过一番权衡，中央电视台决定将担子压到刘效礼身上。“壮士出征”前，陈汉元讲了两点意见：要多拍摄长镜头，增强画面的真实性、可信性；要重视同期声，“镜头盖一摘下来，话筒就要同步打开，给观众一个有声有色的、完整的世界”。

大量运用同期声，意味着陈汉元的解说词创作“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这样的“开明”助推《望长城》达到了全新的艺术高度。

“《望长城》全方位地遵循了纪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改变了长期以来电视屏幕主观意识强、说教味浓的局面，为中国电视纪录片恢复纪实本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纪录片研究学者石屹总结道。

1983年，陈汉元参与创作的纪录片《雕塑家刘焕章》直接让“人”成了作品的主角，“塑造了一个有理想、有个性、忠于艺术而又有丰硕成果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而到了《望长城》，普通人，特别是只字不识的农民兄弟，走进了镜头，成了作品的“主人”。

陈汉元开始走向幕后，以理念影响着纪录片创作，而他对“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他说，创作纪录片，要把观众当成谈恋爱的对象来看待，因为只有这样，创作者才会努力寻找有意思、有意义的话题，并用聊天的方式和对方亲近。

他说，要创作一部好纪录片，就要让片子充满故事性。如果碰到的题材具备了完整的大故事，有头有尾有起伏，这是上等的好；如果没有大故事，就要尽量让片子有若干个小故事，并把这些故事有机地串联起来；如果某个题材确实没有多少故事性，也要抱着讲故事的心态来讲述。

他说，纪录片的终极目标是能对人产生些许影响，让人们形成和改变对某个事物、某个现象、某个人的看法，“就像是一块石头扔进了池塘里，产生的涟漪越大、越远，就越好；不要像一个烟头扔在了小水塘里，连扔的人都听不见那‘嗤’的一声”。

他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说人说事不说理，道在其中”。不需要直接的说教，也不需要直白的挑明，道理自现，真理自明……

“以前把镜头对准群体，是一个大到数以百计的合影，现在变成‘人’的特写，重视个人命运的真实走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陈汉元说。

而DV的问世，意味着普通人不仅能被“武器”掌握，而且还掌握了“武器”。自从发现DV是个好东西，陈汉元就到处为其鼓与呼，并担任DV赛事的评委会主席。他说，DV出现后，专业性电视纪录片的镜头在对准“人”之外，开始对准所有的生命以及人类赖以存在的环境。“人”被升华了，关注生态，关注生命，正在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

“现在开始拍野兔子，拍野兔子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繁衍后代的，人类的哪些行为对野兔子的生存是有危害的。不像以前，不是去拍兔子，而是去逮兔子，跑不赢你，就找个树桩等着逮你”，陈汉元说。

“人”被诉说

蔡琴说这首歌就是为我写的

时代的变迁成就了陈汉元，他也紧紧抓住了时代投射的一缕缕暖阳。

他出生在浙江乐清的贫苦农家，父亲“斗大的字识不了一麻袋”，小时候他没有鞋穿，袜子压根儿没有见过。新中国的成立，让他得以获得人民助学金完成了学业，迈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大门。

改革开放，让他积郁许久的才华喷薄而出。

“我深知自己天资不聪，因而必须笨鸟先飞，多多地读，多多地听，多多地看，多多地想，还要多多地记。见他人之所见，历他人之所历，而言他人之不曾言、不能言、不敢言”，他说。

陈汉元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尊敬。1978年,他跟随邓小平访日,担任报道组负责人和撰稿。在他看来，邓小平胆识过人，能准确地为当时的中国把脉。

在电视纪录片领域，陈汉元有自己的不二位置，“他是领军人物”，石屹说。

1995年，石屹在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时，把电视纪录片作为自己论文的研究方向，拟定了20多人的采访提纲。在采访过程中，她逐渐感觉到陈汉元在电视纪录片领域占有的分量。于是几次相约，两人终于在上海谋面。

尽管已经迈进古稀之年，但在北京乾元汉韵传媒有限公司影视事业部总监罗思眼里，陈汉元依然充满了激情，对作品保持着极高的敏锐度。

“我跟他聊关于拍摄福建永定客家土楼的纪录片，他说这个纪录片必须要向观众说明土楼如何处理隔音问题，排水系统是怎样的，如何有效地防火，邻里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等，最终要归结到‘和谐’的理念上。他还说千万不要拍成了地理风光片，要拍文化片。这一下子让我们有了方向”，罗思说。

陈汉元的才华，还得到了台湾歌唱家蔡琴的赏识。

1996年，李少红拍摄电视剧《雷雨》，力邀陈汉元创作一首主题歌。陈汉元选择站在繁漪的角度，探究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她的终极目标是很传统的，希望能嫁给一个好人，然后和他白头到老”。于是，一个女人对情感的咏叹汩汩而来：

孤独的我在梦里寻觅/不知道寂寞的你是否愿意牵着我的手/那多情的阳光，温暖了我和你/在你的耳畔，我要悄悄对你说/你是我过河的一叶扁舟/你是我登高的一把扶梯/我把生命深埋在你的怀里/落下了滚烫的泪/一滴一滴，是我是你/我要把心底的一句话告诉你/我一无所有/只有我自己/不给别人，不给别人/一生都给你

这首《一生都给你》，由蔡琴演唱，并且成为她颇为钟情的一首歌。她告诉陈汉元：“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为我而写的，写的就是我。”

现在，“老爷子”还是忙上忙下，罗思跟他约了好几次，都不得不更改时间。每次时间有调整，他都会早早地给罗思打电话，表达歉意。一旦确定了见面时间，会发短信告知自己的详细住址，见面时到门口相迎。

陈汉元给人以天然的亲切感。遵照他老家的传统，喊同辈要矮着一辈喊，所以他叫夫人一会儿站在子女的角度喊“妈妈”，一会儿又站在小外甥的角度喊“姥姥”，让夫人为他忙得不亦乐乎。

陈汉元有着独特的语言魅力。再复杂的问题，他都能用形象、浅显的话说透彻。

73岁了，处于人生的什么阶段呢？他娓娓道来：

三个老头在小区花园里聊天，感慨记忆力不行了。第一个老头说，我刚跑回家，但想不起自己回家要干什么。第二个老头说这不稀奇，我住四楼，每次走到二楼都要休息一会儿，这一休息不打紧，我忘了是要上楼还是要下楼。第三个老头一拍桌子，说这算什么，我比你们小三岁……对了，刚才谁在敲门啊？其他两个老头说，没有啊，是你在拍桌子。

陈汉元说，自己就是那第二个老头，“处在老年痴呆的初级阶段”。他担心自己不知道是要上楼还是要下楼，就把家搬到了二楼住。

把“一撇一捺”写了一辈子的陈汉元，正在北京五棵松附近一座公寓的202房间，写着属于他的那个“人”字。

（本文写作参考了石屹女士著述《一撇一捺――陈汉元访谈》，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