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南模式”回答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共同面临的大课题。它的核心内容是四句话: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适度的规模经营,适用的科学技术,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这四句话有丰富的内涵,汉南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佐证它。这四句话是最早的关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业发展方向的较科学全面的概括。此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提法,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和“汉南模式”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汉南模式”的意义应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认识:
1.我国15亿亩耕地,13亿人口,每年耕地递减2000万亩,每年人口递增2000万人,在耕地这种难以再生、十分稀缺的资源的制约条件下,怎样使耕地越种越肥、越种产出越多,这是个带全局性、根本性的大问题。“汉南模式”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2.全国两亿种粮户,靠种粮能否致富,靠种粮能否达到小康目标,这也是关系到小康目标能否实现的全局性、根本性的大问题。汉南的实践作了初步回答。
3.如何既不触动、削弱家庭经营细胞的活力,而又能实现农业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在这个似乎两难的选择中,汉南找到了社会化服务这根无形的纽带,使小农经济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农民又乐于接受。
4.在不具备苏南农村的工业基础、不具备温州商品经济传统、不具备城郊工业科技扩散的背景、不具备某种起飞的偶然机遇的广大农村,如何走出一条适合自身条件的深化改革和继续发展的道路,也许汉南的道路有更多的启示。
陈元林是一位好学乐思勇于开拓的书记,在我们多次的沟通与交流中,慢慢形成了一些发展思路方面的共识。张秀生老师、谭仁杰老师和一批硕士生、本科生还深入农村作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研,积累了不少素材,集中思考了一些农村经济的重大问题。1987年在市咨询委员会正式立项研究“汉南模式”,由我、陈元林、张秀生、匡宗仪、代远方、胡人龙组成课题组,同年完成研究报告。1988年4月由《咨询研究》刊发,此后十多家媒体、刊物转载宣传了“汉南模式”。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一包就灵,取得了突破性成功,而深化阶段,则不是任何单项的改革所能奏效的。它需要在规模经营、科技进步、社会化服务、剩余劳力转移、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社会保障、合作医疗、全民义务教育等方面同步改革,协同作用。
20年过去了,武汉市、汉南区变化很大,军山大桥已经贯通,汉南又面临工业化的新机遇,但“汉南模式”对于汉南乃至广大农村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本报记者夏斐采访整理)
人物小传:伍新木,现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木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新经济、区域可持续发展。其代表性学术著作有《县经济概论》、《长江中上游与中国中西部可持续发展》等七部。目前正在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水资源的经济学分析”,任首席专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