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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模式亟待转型

2010-01-0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大光 我有话说

传统灌输模式的失败

20世纪后半叶到70年代,人们对已经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科学技术传播活动进行了思考。一般认为,人们一直采用的是线性模式进行传播活动的。线性模式认为传播的源头是科学家,传播的末端就是公众。“这个阶段将科学家描述成真正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然后要把知

识‘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以便向更多的公众传播。而‘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和没有多少权利、整齐划一的群体。”这种模式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科学家是不同于一般人的专家,他们的知识是理性的、更为高级的,而公众的知识仅仅是感性的,是可以忽略的。因此,科学知识的传播是由科学家向公众单向流动的过程,呈现出线性的模式。这种线性模式最大的问题是硬性的教育导向的思维方式,将普通公众想象为什么都不懂的空桶,而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向这个空桶里放东西。科学家认为,只要这个空桶里放的东西和他们自己脑子里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么,公众的思维就会是理性的,是热爱科学的,公众必定会支持科学事业,公众理解科学的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这种线性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却与科学家希望获得的结果相反。公众对科学的权威性怀疑增强,对科学家所做的科学研究更加不理解,面对三哩岛事件、疯牛病事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以及转基因实验等各种科学活动更加迷惘,对科学的未来充满怀疑,从而导致公众对科学的敬而远之。这种科学传播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传播的主体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你的科学知识没有到达他们的大脑之前,他们由于自己生活的环境和特定文化的影响,已经对自然和客观事物有了自己的认识和固定的看法。复杂的知识使他们认为科学果然很复杂,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从而“重构了他们与科学之间的距离”。科学传播将由此宣告失败。

信息不透明:将导致信任度下降

我们在过去20年时间的跟踪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在科学技术社会中呈现出这样几个主要特征:

1、对科学技术发展坚决支持,即使对他们并不了解的基础科学同样也是坚决支持。

2、虽然对科学坚决支持,但科学素养水平低。与美国和欧洲以及日本相比,我们相差很远,即使与马来西亚、韩国,甚至与印度相比,我们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3、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与发达国家公众不相上下,对科学新发现方面感兴趣程度甚至超过美国和欧洲国家。

4、尽管他们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但是,科学信息渠道有限。中国公众与世界其他国家公众一样,绝大多数是通过电视获得信息和科学技术信息,但是,全国各级电视台的科教频道却由2001年的23个减少到10个。而且,科教频道不做科教,多数做与商业有关的节目。

5、生活压力与信息需要的广度成反比。在很多落后的农村及边远地区,公众在生活压力下,对信息需求形成“管视”现象。他们仅仅对那些会改变自己生活的信息感兴趣。

6、公众参与决策的意识与自身利益成正比。尤其在面临着重大决策的问题上,公众一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不管。

7、迷信程度居高不下。多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对抽签、相面、周公解梦等主要迷信活动相信的比例大约为20%,也就是说,每10个人中就有2个相信从事迷信活动的人的话。

科学家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无异,他们都生活在某一个特定时代的评价体系中。科学家的成就与获得课题经费、完成质量以及社会评价有关,技术开发人员与企业效益直接相关。科学家无论在实验室还是在经济社会中,都具有明确的社会属性。在特定的社会时期或者战争时期,科学就与当权者的利益相一致。二战期间,为纳粹工作的物理学家差一点赶在“曼哈顿计划”前生产出原子弹。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不可能完全出于纯粹的科学目的。既然这样,科学家活动的结果就有可能与普通公众的利益不一致。那么,在科学家道德和社会约束机制不存在或者缺失的情况下,公众的利益就很难保证。

近些年来,重大的与公众利益相冲突的事件不断出现,其中很多事件与科学、技术和工程相关。比如,非典、禽流感、圆明园防渗膜事件、“汉芯”事件、太湖巢湖蓝藻事件、西部水利大开发争论、怒江大开发争论、厦门PX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中西医争论、伪科学的争论、珍奥核酸事件、转基因农作物、苏丹红、蒙牛OMP、安全饮用水、院士作假、华南虎、三鹿奶粉事件、垃圾焚烧等等。我们的调查显示,尽管公众对科学技术还是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但是,他们对科学和科学家团体的信任度却在下降。造成这一后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信息不透明。信息不透明甚至能导致公众与不断变化的科学技术发展相分离。

中国:科学传播模式亟待转型

为了保证科学符合公众的利益,1989年在丹麦诞生了“共识会议”制度,很快传遍全世界。每当一种新技术要使用或者新工程要上马,科学家共同体或者有关部门要召开公众听证会,这种模式被称为丹麦模式。美国科学基金会在研究项目确定以后,都要将研究内容在网上公布,所有的人都可以登录查看,发表自己的看法。公众反对声音大的项目,很可能导致下一次评审时受到影响。在重大的资源开发项目过程中,比如,在旧金山开发油田,就必须进行公民投票。当一种只要发动,无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车灯都会大亮的新车制造技术的应用,也需要得到公众听证会的同意。

中国的发展速度惊人。目前,科学技术的报道已经由科学技术专业媒体转移到社会公众媒体。但是,在科学技术报道和传播中,长期以来形成的灌输模式仍然盛行。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要目标群体相信传播内容是真实的。关于科学的发现,大多数媒体愿意使用“开创性的”、“填补了世界(或者国内)的空白”、“历史意义的”、“具有国际水平的”、“问鼎……”、甚至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带有绝对化的形容词,这与伪科学惯用的语言有时具有相同的意义。而科学研究中的艰难;科学家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对他们研究工作的影响;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理论的临时性;科学研究是在前人知识积累基础上的产物;科学必须经过不断的失败而取得成果;科学研究是团队合作的结果;科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涉及到科学研究的方法、思想和精神核心的内容被删除和忽略,使得科学研究在其结果的呈现方式上与伪科学相一致。

中国社会在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在飞速发展。快速的发展使人欣喜,但是,短桶板效应就会凸显。中国的公众是世界上最憨厚朴实的公众,他们热爱和崇拜任何一个主流声音推崇的东西。但是,朴实憨厚的人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一旦发现自己被忽视或者被欺骗,他们又很难重新燃起往日的热情。中国的科学传播必须将真实的科学发展告诉公众,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拥护,科学事业才会有美好的前途。

(作者为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科学传播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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