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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模式:“中华第一城”走出文保困局

2010-01-0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通讯员 梅芳燕 本报记者 叶辉 我有话说

良渚古城遗址是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王洪坤摄

2009年年底,“良渚论坛――中华玉文化中心第二届年会”在良渚召开,中华玉文化中心良渚文化产业园也随之启动。

至此,良渚遗址公园、良渚文化博物院、良渚文化产业园三区联动,一个集遗址保护、考古体验、旅游休闲、文化创意为一体,山水、人文、古今和谐的“大美丽洲”展现在世人面前,良渚大遗址保护走上了与民共享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大遗址保护的“良渚模式”也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

散发中华文明之光的大遗址

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著名的考古遗址,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大量的遗址被发现,特别是从1986年起,良渚的“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和“莫角山遗址”相继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玉器。在良渚、瓶窑两镇4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着135处良渚遗址点,这是良渚文化分布最为集中,文化规格和价值最高的地区。

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俞伟超说:良渚文化遗址群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存在,使中华文明有了一块可以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尼亚、古印度文明遗址并列的文明圣地。

良渚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之光”。国家文物局将良渚遗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单,并评价道:“良渚遗址重大价值的不断揭示,已经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上世纪60年代,良渚遗址保护拉开大幕。1961年,良渚遗址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余杭县设立良渚文化遗址管理所。开头的保护只是“管起来”,遗址保护未形成系统规划,但要“管”住却很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文物走私猖獗,盗挖遗址、倒卖文物现象猖獗。当地民谣称:“若要富,去盗墓,一夜变成万元户。”一次,当地村民在瑶山遗址上耕作时挖出玉器,一些村民闻讯上山进行盗掘和哄抢,时任余杭县委书记的王国平还曾亲率民警到现场进行制止和处理。

此后,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瑶山派出所,打击良渚遗址区内文物违法犯罪活动。此外,还成立了杭州市园林文物监察支队良渚遗址行政执法大队,建立起了文保队伍,专门负责良渚遗址区内行政执法活动。良渚遗址保护开始进入法制化轨道,盗掘良渚遗址、贩卖文物的犯罪活动才逐渐消失。

1993年,浙江省文物局良渚工作站成立。1995年,浙江省成立了良渚遗址群保护领导小组。同年,浙江省政府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文件,划定33.8平方公里为良渚遗址保护区,明确规定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不得随意动土。2001年3月,浙江省成立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的省良渚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领导小组。9月,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扩展到242平方公里。

大遗址的大烦恼

2007年,朱金坤就任杭州市余杭区委书记。上任伊始,一个问题就困扰着他:良渚遗址保护中如何处理遗址保护与保护区内群众利益的矛盾。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良渚遗址上的居民要建房、要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使遗址保护越来越难:

良渚遗址保护区涉及瓶窑、良渚两镇11个行政村,农户1万余户,人口约3.6万。这么大范围内土地如果全部不得随意开垦,农民怎么办?

20世纪90年代,遗址区内曾有30余家矿石厂、企事业单位170余家,长年炮声隆隆,噪声、粉尘污染让遗址区满目疮痍,一旦关停,经济怎么办?

104国道横贯遗址区,繁忙的车流对莫角山中心遗址形成较大综合污染,全力整改,交通怎么办?

文物部门希望遗址保护范围越大越好,遗址上居住的老百姓越少越好;当地政府却认为,保护范围越小越好,老百姓拆迁越少越好。实际上,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我国所有遗址保护中。

朱金坤就良渚遗址的保护如何在各种利益、各方力量的博弈中建立起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遗址保护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减轻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良渚遗址本体及其周边环境的破坏,如何营造与遗址保护要求相协调的优美环境,合理展示和利用遗址,如何建立和谐保护的模式,最大可能地取得遗址保护区内民众对保护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参与等问题展开了调研。

就在朱金坤为遗址保护寻找良方时,2007年10月,刚出访欧洲归来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带来了希腊文物保护的经验:文物一旦发现就要发掘,发掘了就要保护,保护了就要利用,保护是为了让全世界的民众享受遗址这一人类文明成果!王国平还指示,一定要保护好良渚遗址,要让良渚遗址再活5000 年!

市委书记带来的信息和指示更坚定了朱金坤的想法:一定要兼顾保护区内居民的利益!要让遗址保护与当地群众的利益共享,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渚遗址与原住居民和谐发展之路。

在调研中的发现也让朱金坤深受鼓舞:只要保护工作能够为区内群众着想,群众是会支持的。2006年,良渚镇后杨村农户康宏果申请建房,经专家考察认定,该房址为非核心保护区,允许其建房。但康宏果的新房房基一开挖,竟然挖出了4个玉璧。康宏果马上向良渚文化管理所所长费国平报告,管理所与省考古所的专家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19座良渚文化显贵者墓葬,200多件珍贵文物,由此露出真容。良渚博物馆馆长蒋卫东曾参与这次发掘,他深有感触地说:“由于抢救性发掘,我们把人家的地基挖得乱七八糟,但是农户没有一点怨言,大家都非常支持良渚遗址的考古与保护工作。”

为了扭转遗址区环境恶化趋势,营造与遗址保护要求相协调的环境,余杭区和良渚遗址管委会先后投入1亿多元,全部关停遗址区内石矿厂,并先后投入150余万元进行矿区绿化整治。将贯穿保护区内的国道南移,关停保护区内的相关企业。

可持续发展之路:“让良渚遗址再活5000年”

2007年,良渚遗址考古传出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一座东西长1500米,南北长1800米的古城遗址在这里被发现,这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营建最考究、配置最高级的古城,良渚遗址的文化价值和展示价值进一步得到了确认。考古专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堪称“中华第一城”,它的发现将杭州的建城史一下提前了近3000年。

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更是用“石破天惊”来形容这一考古新发现。

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早于夏王朝的一个朝代。

良渚古城址的发现使朱金坤兴奋异常,经与文物专家和文物部门反复研究并报请杭州市委市政府批准,建立良渚遗址公园,启动“大美丽洲”旅游综合体建设工程等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包括良渚国家遗址公园、良渚博物院、美丽洲公园、中华玉文化交流中心、创意小镇等,良渚遗址公园的建设面向世界招标。

在来自全球40多个参选方案中,最终德国SOL联合设计事务所的参选方案中标。但德国SOL对遗址区内25平方公里核心区的第一个设计方案是:保护区内所有群众全部外迁。这一条立即被否定了。“群众全部搬走就变成死城了。应该有原住民,保护一定要利用,要让大家享受中华文明之光!”朱金坤说。

经过反复研讨,最终方案定了下来:根据良渚遗址公园概念性设计规划,大遗址保护将分为良渚古城、古城外围、良渚广场三大功能区。古城区保留了大量良渚先民最早选择聚居的自然高地、良渚文化中后期人工堆筑的台墩式聚落。古城外围区域包含了良渚区域的大部分湿地、水域、部分小型古祭坛。良渚广场今后将会依山建成大小不等的小村落、创意产业园等,从而建设成一个旅游功能区。此提案获得了考古界专家的认同。

“大美丽洲”工程采用市场化的运作,引进国内房地产商万科进入。按照“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目标,新馆良渚博物院由万科出资建设并无偿移交政府,由政府负责室内陈列展示。该馆由世界著名设计师戴维・奇普菲尔德担纲设计,总投资逾亿元,占地70亩,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已于2008年国庆节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

一个既保护遗址、又兼顾保护区内群众利益的大遗址保护新模式开始引起我国文物界的关注。今年6月,全国大遗址保护论坛在良渚召开,专家们对良渚遗址的保护模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集保护、利用、开发、展示为一体的“文物特区”模式开全国大遗址保护的先河,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

“我们的目标是申遗,抓紧把遗址公园建起来。居民可以依托公园办农家乐,让城里人来享受遗址,又使农民有可生存的条件。”朱金坤说。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考察了大遗址保护的良渚模式后认为,只有让当地的原住民支持大遗址的保护,这种保护才是可持续的,良渚模式正是这种可持续的保护。

“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的圣地,良渚遗址属于历史,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我们有责任保护好、传承好这一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朱金坤对记者说,“要当好良渚文化的薪火传人,保护好杭州历史文化的‘根’和‘魂’,让良渚遗址再活5000年,已成为杭州和余杭民众的共同要求和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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