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刚到鲁迅研究编辑部时，我到冯至先生家里约稿。闲谈中，冯先生说：一个研究室，在十年之内，立起几套大部头的著作，才能说是有成绩。
这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多年以来，我纵然也写些短评、随笔，但却是以写作“大部头”作品为主的：历时9年主持编纂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卷
幸福之一是可作“精神避风港”。一个人最要紧的是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经过多年风雨，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怯懦者。身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从政无智，从军无勇，从商无金，只好钻到“大部头”作品中，从书本里讨生活，让自己的精神好有个安栖的港湾。而且这个港湾还须大些，重些，有足够的分量挡住风浪。
幸福之二是可作“心理平衡器”。虽然避居一隅偷生，还是常常遇到不平事，但一回到自己的书房，写起“大部头”作品，就立刻把全部心思集中在大丘壑之中，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无上的崇高感和成就感。又重温手边的《古文观止》，品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名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不禁气消。短而精的文章，自然难得，但作家身后还是要有“垫后脑勺的作品”。文章固然须以好为贵，然而如果质量上乘当然越多越好。把目标集中在“大部头”作品的写作上，精进于思想与文字中，凡无益于写作的都放弃或搁置，有益的则自觉地加强。这样就不会“在污水池中搅水”，为无意义的琐事、闲事浪费宝贵的生命。
幸福之三是可作“价值体现处”。写作“大部头”作品时，我虽然不能像将军那样驰骋疆场，也不能如政治家那般指点江山，但却可以“遁入更为艰深更为孤寂同时更为博大的精神内部”，“继续着对人性的探求”，“在写作中找到骄傲、自信，找到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上的巨大快感”(金汝平语)。用自己的拙笔构建一座精神的大厦，使后人从中受到文化的沐浴、学术的滋养，也觉得自己纵然生活在远离世俗的别一世界中，却可使生命创造价值，自然心安理得了。
幸福之四是可作“生命归宿地”。我佩服钱锺书先生最后的彻底，不仅不修什么豪华的墓园，连骨灰也不保存。因为他有“大部头”《管锥编》在，不用在意骨灰的留存。我自知与钱先生无可比性，但也愿身后有一“大部头”作品传世，成为自己的墓园，使后人从中知道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曾经有这样一个傻瓜、笨人，“陋室粗衣甘自苦”，日夜埋首大部头，也就死而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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