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学者：国防大学林东
□主持人：本报记者陈劲松
编者按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什么样的战略思维审视当代军事斗争，
对于我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这个问题，本栏主持人请国防大学副教授、战略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林东发表看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军事战略走过了赢得和平与保卫和平两个历史阶段。今天，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国家安全需求的同步增长，我国军事战略跨进提升和平质量、追求持久和平的新时期。
战争与和平不再割裂
主持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几起局部战争；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恐怖活动又接连不断，这对于改变人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念产生了什么影响？
林东：总体上讲，无论是局部战争，还是国际恐怖活动，都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相反，这些局部战争和国际恐怖活动，让人们看到，战争来得快，去得也快，战争与和平之间已没有明显界限，不再割裂。在这种情况下，为本国谋求更稳定的和平环境，正成为各国军事转型的共同指针。
主持人：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和平时期军事斗争的新概念，形成了战争与和平时期军事斗争两种不同模式、不同结构的战略观。比如，美军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非战争军事行动”，脱离战争体系而独立运用。怎么能说战争与和平之间已没有明显界限呢？
林东：是“9・11”以来不稳定的形势，改变了人们对战争与和平的认知，正如反恐战争可以存在于和平之中，和平同样也存在于危机、冲突之中，战时与平时交叉重合，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不难看出，关于战争全局的思维正在从交战过程，扩大到战前的威慑与部署、战后的稳定与重建；反过来，关于和平时期的战略思维也跨进战争的边际。这使人们将战争全局与和平时期军事斗争的全局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连续的、同一体系下的军事斗争全局。
信息到哪里，战略就要进入到哪里
主持人：与冷战时期政治经济高度对立的斗争形态相对应，机械化时代的军事战略强调力量的较量，以战场决胜来评价战略成败。那么，在信息化时代，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军事战略的着眼点应放在何处？
林东：信息化时代的军事战略要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应通过强调军事力量的“灵巧”运用，与政治经济手段相配合来达成战略目的，以军事与政治经济的综合效益评价战略得失。一是要追求武力运用的最佳点，而不是追求绝对战胜，尤其避免军事上的全面较量。这是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治经济交往方式，改变了军事战略的运行环境，你死我活式的战略思维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二是超越单纯的军事角度，发掘军事与政治经济多领域综合作用的切入点，形成综合效益，而不是谋求单一的军事效益。军事与外交、经济、法律、媒体跨领域联合行动，可以达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理想状态。
主持人：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商品、资本、货币开始走向世界，在更广的空间、更大的范围内追求并实现和平，成为我军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
林东：信息到哪里，战略就要进入到哪里。
主持人：何以这样说？
林东：时代迫切需要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一切资源、手段来进行军事斗争的战略理论，我称之为“全球战略理论”。这一理论较之传统战略理论，有三个超越：一是超越方向性防御的局限。机械化时期，兵力所及的空间决定着战略所及的空间，战略防御往往受地理的影响而呈现多个独立的防御方向。但在信息化时代，任何一点的武器都可在短时间内投射全球任何地点，反过来，任何一点都会遭到全球各个地点的打击。地区性或方向性防御正在被全球化所改变。“全球战略理论”要求军事战略把针对各个方向的防御统筹起来。这就是“信息到哪里，战略就要进入到哪里”的道理。二是超越地缘战略的局限。自工业时代以来，人们喜欢寻找世界地理的中枢，或是以本国为地理中心建立地缘战略。虽然大国的地缘战略已经具有世界眼光，但还远不是全球化视野。全球战略理论要求将地缘关系统筹在全球关系建构的框架之下，形成地缘战略的有机整体。三是超越“大战略”理论的局限。产生和发展于20世纪的“大战略”理论，注重把外交、军事和经济三大领域结合起来赢得世界大战的胜利，但这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潮流下已经不够了。今天，我们需要开拓视野，统筹战争与和平的一切方法，将“大战略”理论深化和转变到竞争、合作、冲突多元复杂的历史内涵上来，从而改变原有的战略观，乃至重塑战争理论。
不再追求消灭敌人，而是控制敌人、支配敌人
主持人：用“全球战略理论”指导未来战争，可以塑造出什么样的战争理论？
林东：我认为，可以塑造出“灵巧的全维战争理论”。这一理论主张的新战争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主张发展包括军事与非军事手段在内的全维手段，二是巧妙地集成运用所有手段，保证作战行动与政治目标之间的高度匹配，并且可以灵活调节，避免落入战略对决中去。这一理论不再追求消灭敌人，而是控制敌人、支配敌人。
主持人：不消灭……控制敌人，能做到吗？
林东：较以往军事战略主导的战争理论，“灵巧的全维战争理论”通过以下转变来实现控制敌人、支配敌人的目的：（1）从立足军事上消灭敌人，转向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诸多手段达成目的。（2）从立足武力解决，转向服务于政治解决有效运用和管理武力。（3）从把敌人当成一块铁板来打，转向把敌人分解为不同的对象，并采取不同的手段区别对待，力争瓦解和瘫痪敌人战争机器，形成按目标管理的战争图景。（4）从注重军事力量的坚不可摧，转向关注国家行政、经济、社会与军事诸系统的整体耐力。（5）有限的军事行动与广泛的非军事行动相结合，实施跨领域多元一体的联合行动。（6）将战争视作从一种和平状态向另一种和平状态强制转变的过程，把军事打击与重建和平作为一个整体战略计划去考虑。
军事斗争的重心，从打赢战争向保障安全目标前移
主持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不断发展的国家安全利益需求，我国应如何拓展军事战略的职能？
林东：首先，在履行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职能的同时，要把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纳入军队职能体系，强调维护经济安全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深化军队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使命任务；强调维护社会安全职能，让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远离恐怖暴力和自然灾害威胁；强调维护境外安全职能，响应国家保障对外经济交往中的国家资产与公民人身安全的新要求。其次是要拓展维护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职能。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比重增大，外部环境安全与否，越来越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与此同时，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长，这使维护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与保障国家利益高度统一起来。
主持人：近年来，国际维和、国际救援、国际护航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对于大幅度改善国家战略态势有何意义？
林东：应当说，国际维和、国际救援、国际护航等多样化军事任务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战略博弈空间，认清并开拓这个战略新空间，将大幅度改善国家战略态势。履行这些多样化军事任务，首先有利于构筑“非零和”军事博弈新舞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日趋紧密，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理念被广泛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家突破“非敌即友”的框架，正在形成合作、竞争、对抗相互交织的战略舞台。其次有利于发展军事交往新手段。10多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军事合作实践，对改善我国的安全环境，维护我国的安全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说明，当今世界合作伙伴越多，安全态势就越好；反之则越差。第三是有利于重新安排战略布局。军事交往手段的发展，为战略筹划提供了暴力与非暴力方式的多种策略选择。根据整体需要，战略博弈的新空间将在军事与外交、经济、法律、舆论诸领域的结合部快速扩展，主动调整战略布局，发掘新的战略利益生长点，有利于实现多元力量综合制胜的战略目标。
主持人：伴随战略博弈方式的复杂化，在和平发展环境下军事对抗的方式有何变化？
林东：目前，世界军事对抗正转向战争与和平的交汇处，武装冲突的爆发点从国家领土疆域转移到利益前沿，对抗的方式向准战争、次战争发展，发生在国家边缘地带的低强度冲突和微型战争，迅速成为国际矛盾、地区矛盾释放的新形式。
主持人：军事对抗方式的变化，对军事战略产生了何种影响？
林东：这要求我们在制定军事战略时，将军事斗争的重心从打赢战争向保障国家安全、遏制危机和冲突前移，着力预防各种可能爆发的突发事件，防止不利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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