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共享：让名校不再遥远
在贵州师范大学一个阶梯教室里，2008级法学班的同学们全神贯注地听厦门大学张榕老师讲课，不过，张榕并不在贵州，而是在厦大的讲台上，通过数字化教室同时为厦大和贵师大的同学讲课。大二学生徐亚说，经常通过这种远程授课方式听厦大老师的讲座。200
青海大学和清华大学2001年第一批结成对口支援单位，如今，课堂共享已经习以为常了。除了计算机等专业的课程外，清华的许多公共课也向青海大学的学生开放，青海大学要求学生至少选修一门清华大学的公共课程，作为毕业考核的要求之一。
贵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共享”已经不止于课堂，两校开展了本科生“1＋3”合作培养模式的探索，即学生本科第一年浙江大学学习，后三年回贵州大学学习。目前贵州大学已经有30名本科生开始在该计划下赴浙大学习。
两校共上一堂课，在技术上非常简单，网络课堂在西部也不是新事物，但是在东西高校差距较大的背景下有其深远的意义，使西部大学的学生感受到优质教学资源，零距离地接触梦想中的名校。
“课堂共享，有利于提高西部大学的自信心和教学质量。”贵州师范大学校长伍鹏程说。
当然，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绝不止于网络课堂共享，网络课堂共享的师资也不能代替西部高校的师资。“对口支援，不是用东部高校的能力代替我们的能力，而是借助东部高校增强我们的能力。”贵州大学校长陈叔平说。
那么，在有了“211工程”大学，有了众多博士点硕士点之后，西部高校如何进一步拉近和名校的距离，走向名校的行列？
“必须使教学质量再提升一个台阶。”青海大学校长梁曦东说，“教学质量这是一个慢工细活，但是这是大学的核心。在大学里，有些事是需要做的，虽然可能短期内不一定有轰轰烈烈的效果，但必须做。”
师资支援：延伸西部高校的空间
梁曦东走马上任青海大学校长还不到三个月，他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也是清华派到青海大学的第三位校长。
“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青海大学党委书记乔正孝说。清华大学的支援完善了青海大学的顶层设计，使得学科建设和校园建设的规划都清晰明确。乔正孝希望对口支援能持续20年，“把青海大学办成清华模式的大学，让清华理念在高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贵州大学校长陈叔平来自浙江大学，从2001年至今，是高校对口支援项目中在支援学校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贵州省省委常委、贵州大学党委书记龙超云称他是“浙江大学对口支援贵州大学的一个关键性举措”，“他带来东部的文化、思路和经验，使贵州大学教育质量和整体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顶层设计”，迅速而直接地将东部学校一些制度、理念移植到西部高校并且结出丰硕的果实。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办公室主任康凯介绍，对口支援以来，贵州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大学、西藏大学和石河子大学等5所大学步入“211工程”院校行列。2001年,首批13所受援高校总共只有一级学科博士点5个，现在有46个。
八年来，支援高校教师到受援高校支教达1300多人次，受援高校的教师到支援高校进修学习近4000人次。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泽涛、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卢琳璋、青海大学计算机系副主任黄维通等均来自支援大学。
“由于各种原因，西部高校和东部高校获得的资源和支持差距非常大，这种差距又造成师资、科研水平等各方面的差距，西部要做成一件事情需要比东部高校付出更多的努力。”张泽涛说。
张泽涛介绍，来贵州之后，自己参加学术会议都会带这里的教师一起去，学校因为资金限制，无力经常邀请知名学者来讲学，自己会利用私人关系等有的学者有其他事务来到贵州的时候“顺便”邀请做讲座。多数西援教师都有类似经历，他们千方百计让“自己”的院系有更多接触高层次学术的机会。正是这些人为西部高校打开一扇扇窗，建立起与外界的桥梁，拓展了人脉。
远方的人来了，当地的人也留下来了。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首批学科带头人、青海大学地质工程系副主任胡夏嵩之前一直想离开青海大学，到更好的学校去发展。在对口支援的帮助下，青海大学地质工程系成立，胡夏嵩终于安心留了下来。
“靠支援学校派人，终究有限，关键是要提升西部学校教师自身的能力和总体水平。”梁曦东说。在采访中，不止一位校长这样表示。“作为被支援学校，要有自己的思考，在贫困地区怎样走出我们的路来？我们向东部院校学习，重点不是项目，而是学习精神、思路，开阔眼界，把自己的精神状态提起来。”陈叔平说。
“东鱼西游”:东西部高校共发展
贵州省风光秀丽的湄潭县，这两年“游来”一种浙江的鱼，叫青田田鱼。这种鱼养在稻田里面，可以吃掉害虫和虫卵，排泄物可以做为肥料，提高稻田产量，并且杜绝了在稻田里面施用农药，鱼和米都是无公害生态食品，价格远远高于同类产品。“高效稻鱼共生农业系统”，浙江大学自2007年开始推广，贵州大学则完成了这一项目的“本地化”。一时间，“东鱼西游”传为美谈。多赢结果揭示，东西部高校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中，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高效共生系统”。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西部地方大学的战略定位，也是东西部大学共同的战略机遇。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朱世强说：“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东部大学有很多机会。东西部大学的合作是必然的。”
康凯介绍，8年来，对口支援双方学校共承担了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200多项，许多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以项目为载体，西部高校“会做研究”的能力也在一步一步提高。“教师科研能力的提高决不只是学历层次的提高，如何具备科研能力？如何具备针对西部资源进行科研的能力？西部高校必须在这方面有大的突破。”梁曦东说。
梁曦东认为，西部高校提高科研能力关键是青年教师，通过东西部高校项目合作，西部高校教师参与一个个项目申请、实施、完成的全过程，慢慢把30多岁的青年教师“带”出来。使他们5―10年后在针对西部资源的开发研究方面有影响力，有发言权，这样西部高校才能具备实现自我发展的能力。
具有了自我发展能力的西部高校，在西部大开发的时代中，将不再只是被支援的地位。东西高校科研合作对于东部高校也不将仅仅是“做贡献”。青海大学正在与清华大学共同筹建三江源研究院和可燃冰研究院。梁曦东说：“在支援青海大学的同时，能够拓展清华科研应用的空间，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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