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天道王汉苗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表明儒学无法抗衡因国家统一而具有强大能量的皇权。如何对儒学进行改造，才能以儒家的王道理论掌握、规范皇权以平治天下，成为当时儒学的最大困境。这一困境随着《春秋繁露》的问世被打破。
《春秋繁露》（今传本十七卷八十二篇）由首倡“罢黜百
《春秋繁露》明确肯定了皇帝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立元神》篇言：“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这就是说，皇帝是国家的元首，居于社会的中心枢纽地位，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
《春秋繁露》的“君权天授”说，是通过杂揉墨子、孟子等人的思想，并吸收西周、春秋以来的天命观，加以理论升华而形成的；是借用时人的“尊天”思想来论证皇权的合法性。《春秋繁露》首先认为，君权是天授的，故称皇帝为“受命之君”，又称为“天子”。《为人者天》中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深察名号》篇也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即君主的权力是上天意志的结果。但是,这种授权不是无条件的,君主必须秉承上天的旨意,执行上天的道德原则,替上天管理好社会。因为皇帝统治的合理性来自于他“替天行道”,所以，皇权的运用也要受天道的约束。正如书中所言“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屈君而伸天”实质就是以天道制约君权。皇帝虽在人间拥有最高权力，但也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遵循天道，从而使皇权有了一定的客观制约性。另外，《春秋繁露》还利用“天人感应论”，把皇帝行为纳入到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天道”之中，以规范皇权的运用。
所谓“天人感应论”即“祥瑞说”或者“灾异说”，是指由于天人同类，同类相副，因而互相感应的一种观点。《春秋繁露》认为，君主必须承天意而行仁义，否则必然会受到天的谴告，“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必仁且知》）。就是说，皇帝做了坏事，天先通过灾异来谴告，皇帝如果坚持错误不改，那么，天就会使他灭亡。这种“天人感应”论，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但却是相当有威慑作用的监督力量。因此可以说，天人感应论是专为皇帝特制的精神枷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社会上又没有出现可以与之相抗衡的力量的时代，《春秋繁露》中的“君权天授论”、“天人感应论”在制约着皇权，迫使皇帝“效法天道”，不得为所欲为；正是这一神化了的儒学，维系并制衡着社会力量，从而为“家天下”时代有效防止皇帝滥用权力做出了巨大贡献；“天人感应论”在汉以后的历代皇帝中起着精神枷锁的作用。在那个时代，这种既能维护皇权又能制衡皇权的思维方式，突破了儒学发展的困境。为了给学术界提供一部精良的《春秋繁露》的研习版本，山东省儒学基地研究专家、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傅永聚先生和山东大学教授曾振宇先生合著的《春秋繁露》（新注），纠正了现有诸本中的许多错讹，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相信该书能够成为《春秋繁露》研习者的良师益友。
■书海探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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