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掌握网络战的法律斗争主动权

特邀嘉宾：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郑国梁

陆军某部自动化站工程师郑明

主持人：本报记者陈劲松

编者按目前，以“信息流”控制“能量流”和“物质流”，剥夺敌方的信息优势，

网络战受现行国际法约束

主持人：网络战是在网络空间上进行的一种作战行动。这种信息时代出现的新作战样式，受现有国际法约束吗？

郑国梁：“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师出有名、合理合法”对网络战同样适用。首先，网络战中，国家固有的权利仍然存在，如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政治和经济独立、确保国家的信息安全等。当一个国家遭遇网络攻击，其行为显示出侵犯国家安全的敌对意图时，完全可以认为是受到侵略，从而可以依照国际法行使自卫权，维护自身的信息安全。

郑明：网络信息安全举世关注，国际上已有相关公约：1992年欧洲经合组织通过了《信息系统安全准则》；2000年欧洲委员会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打击计算机犯罪公约》。两者虽然没有直接规范网络战，但都将计算机网络攻击明确认定为犯罪，可以认为是对网络战的一种限制。虽然国际组织的决议不具有国际法的约束力，但其对国际立法将产生导向作用。

郑国梁：战争法同样约束网络战。任何形式的战争都要服从于国际法和战争法的制约，虽然对于网络战，战争法缺乏针对性的具体规定，但其内在精神（如人道主义等）和基本原则（如区分原则、比例原则和限制原则等），可以适用于一切战争样式，网络战也同样应当予以尊重和遵守。

网络战对国际法提出严峻挑战

主持人：都说网络战受现行国际法约束，这种约束力究竟有多大？

郑明：总的来说，由于网络对抗行为的高技术性、作战领域的特殊性和国际法的不完善性，网络战对国际法的许多方面提出严峻挑战。国际法的立法基础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拥有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的主要标志。但网络却恰恰是无国界的，网络所能覆盖的都是可能的作战地域，所有网络都是可能的作战目标；只需点击鼠标即可完成作战地域、作战方向、作战目标和作战“兵力”的改变；前一个进攻节点与后一个进攻节点在地域上也许近在咫尺，也许相距万里，这使得对抗双方的前方、后方、前沿、纵深的概念变得模糊，进攻和防御的界限很难划分。虽然可以把网络攻击看做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而采取相关行动予以自卫还击，但对别国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进行匿名隐蔽的检测、侦察、攻击和破坏是否构成侵略，现有国际法关于“侵略”和“使用武力”的定义已经无法准确界定，而且受到网络攻击的国家能否以同样的网络武器自卫还击，也没有在国际法中明确规定。

郑国梁：网络战从宏观上破坏了传统战争法的平衡。“满足军事需要”与“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两者之间的协调是战争法的核心。但网络战中敌对双方依赖绵密的各种信息网络作为战争机器，攻击和保护的重点目标都是敌方的神经中枢――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和信息的可用性、保密性、完整性、真实性。网络攻击不仅仅是针对军事网络本身，还针对金融网络、商贸网络、交通网络、电信网络、科研网络等各种信息应用领域，目的是从结构上破坏敌方整个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瘫痪对方重要经济设施和经济潜力。这种“军事必要”，已大大区别于以消灭敌方的军事人员、物资为目标的传统战争。“不必要的痛苦”在网络战中更是难以诠释，与传统的基于物质和能量的武力攻击相比，网络战的胜利不是以大量的生命为代价，其附带毁伤小，通常是非致命的和非物理性的，一次小规模的战术行动就有可能达成战略或战役目的。传统战争法的“区分原则”也难以适用网络战。“区分原则”是传统战争法中作战方法的首要原则。即任何作战首先要区分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区分平民与武装部队、区分战斗员与非战斗员、民用物体与军用设施。但由于许多网络系统是军民共用的基础设施或军民互联的混合系统，传统意义上关于军用与民用、战斗员和平民的判断和界定在实际应用中日益模糊，战争法的“区分军民”等原则难以对其约束，也很难对某项网络技术作出明确的“军用”与“非军用”的界定。

郑明：网络攻击的相关法律责任，按现有战争法难以追究。国际损害行为是指某一国际法主体从事的、给其他国际法主体造成损害性后果的、国际法允许或不加禁止的行为。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际损害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然而，网络攻击既可以在战时公开进行，也可以在平时秘密进行。利用和平时期网络攻击行动法律难以界定的现实，采用方式多样、灵活隐蔽的手段，甚至以正常的信息交流形式出现，进行小规模和零散的试探性、摸底性和验证性攻击行动，给战时网络战积累经验的现象将时有发生。这种攻击速度快、时间短，当敌方还没有来得及发现，行动已经完成，而且尽量隐匿和销毁攻击证据，无迹可查、无影可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防御者根本不可能知道攻击来自何方，何时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对手又是谁，这使追究战争责任、惩罚战争犯罪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对攻击者的惩处变成一纸空谈。

网络战中的法律斗争不可小觑

主持人：看来，对于网络战来说，现行国际法存在许多漏洞和空白。那么，在短期内有没有可能形成全面限制网络战的国际法体系呢？

郑国梁：短期内不可能形成全面限制网络战的国际法体系。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和地缘安全战略等因素的影响，国际社会对制定与网络战有关的国际公约存在不同的诉求和声音。发达国家希望借助自身的技术优势，大力开发计算机网络战武器，赢得21世纪的网络战争；而相对弱小的国家如果组织良好的网络先机攻击，或可利用网络战的不对称性促成“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各国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郑明：网络战是在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高新技术性，而国际法规范很难赶上技术发展，因此，网络战中的法律斗争将更加广泛、复杂和激烈。

主持人：在网络战的法律斗争中，我们怎样才能掌握主动权？

郑国梁：面对相关国际法的不完善性，我们应像世界各国一样，针对自身利益和需求，积极参与国际立法，努力营造对自身有利的国际法环境；同时，运用国际法基本原则和明文规定，为己方的行为提供法律支撑。在满足“军事需要”的前提下，注重严格区分平民和军人，区分战斗员和非战斗员，区分军事设施和民用物体等，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掌握网络战中的法律斗争主动权。

郑明：要以国内立法弥补国际法的不足，强化网络安全的法律防护。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制定相关国内法，维护本国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安全。美国就确立了包括《计算机安全法》在内的多项信息安全法律。要加快国内网络安全立法，规范网络安全工作，健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完善风险评估制度、许可证制度、人员管理制度、访问权限制度等，重视应急和灾难备份系统建设，完善网络信息安全监控和技术保障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