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万章篇》云:“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的意思是说,始条理者是节奏的开始,终条理者是节奏的终结,有始有终才是理想的境界。浙江的阳明学研究可以说有这样一种作用,也扮演了
改革开放以后,阳明学研究在大陆才真正开始。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浙江的沈善洪、王风贤先生即开始研究王阳明哲学。1980年他们写成了《王阳明哲学研究》一书的初稿,并于同年秋天在杭州举办的华东地区宋明理学讨论会上,向与会代表分发了他们的小书。这本书虽然只是一本数万字的小册子,但却是新时期王阳明研究的开始。所以,我说阳明学研究的“始条理者”在浙江,就是这个意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阳明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代表是邓艾民先生。当时他的研究分为两路,一是王阳明哲学的研究,为此他写了数篇文章,在《中国哲学》、《燕园论学集》等刊物发表。1981年他在杭州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上发表论文,说王阳明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但他不以为意,坚持自己的见解。二是《传习录》的注解,他在1983年给研究生讲课时发了油印的讲义,即《传习录注》。虽然他的《传习录注》在搜集资料的范围上不如陈荣捷先生的著作,但其学术水平已超越我国学术界在上世纪五十――七十年代的王阳明研究。
今天,我们全国的阳明学研究已经取得很多的成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们已经可以说,中文世界的阳明学研究已经超过了日本,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
浙江学者的阳明学文献的整理工程很值得一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吴光先生的主持下,先作了《黄宗羲全集》的校点,很有价值;后来又作了《刘宗周全集》,也很有价值。1992年春吴光先生等编校的《王阳明全集》上下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全集对推动王阳明及其思想的研究起了不小的作用。文献的校点出版,使研究有资料可据,使得原本有资料困难的研究得以开展。明代哲学文献的建设是浙江学者的一大贡献。文献的标点新印,对今人作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便利,也促进了研究的更广泛发展。同时,文献的标点整理本身也是一项学术工作。
2007年,钱明、董平先生主持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出版,不仅标志着浙江学者阳明学研究的再度兴起,与这一时期阳明后学的思想研究相配合,形成了阳明学研究的新气象。阳明后学学者的著作,《四库全书》大多未收,晚近《四库存目》的影印,收入了不少,但没有标点整理,而这部阳明后学文献丛书,为阳明后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阳明后学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
最后说“终条理”。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光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包括9部专著,1部译著,1部论文集。这是由吴光先生主持并以浙江学者为主体的10多位学者共同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成果。其成果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人物大传,主要是论述阳明学派三大儒(创教者王阳明,修正者刘宗周、转型者黄宗羲)的生平事功与学术思想,同时对刘宗周、黄宗羲所创立的独立学派的特色与学派人物作了概括性研究;二是阳明后学主流学派的研究,选择了阳明后学三大派――浙中王学、江右王学、泰州王学开展系统性研究。三是比较研究类型,对阳明学与明清佛教、道教、当代新儒学的关系开展了研究探讨,并对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的阳明学作了梳理与比较研究,充分展现了阳明学的立体发展演变状况及其对中外儒学史的重大影响。
以往关于阳明学的研究成果,偏重于对王阳明本人及王阳明学说本身的解说,而缺乏对阳明后学各派的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针对学术界研究的需要,这套丛书的设计理念,是以王阳明与阳明学为中心,力图对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成就作出新的评价;对王阳明后学各派――江右王学、浙中王学、泰州王学、刘宗周与蕺山学派、黄宗羲与浙东学派作出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梳理;对阳明学与道家道教、阳明学与晚明佛教、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进行系统化的研究与评述。
作为“终条理”者，这套《阳明学研究丛书》，可以说吸收了阳明学研究30年的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的发掘，更广的开拓，成为我国王阳明与阳明学研究的一次代表性的全面的展示，在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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