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建构全球文化的多元共生,以对话全面取代对抗,那么,文学的沟通与对话无疑是站在这一时代浪潮的前列。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一些共同性问题作出自己
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关系研究一直是我国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了系统研究外来文化对中国作家影响的15卷本《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和《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等学术专著,也有系统研究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影响的8卷本《中国文学在国外》和10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6卷本《中学西渐》等系列丛书。但是像朱栋霖教授主编的《中外文学比较史》(简称《比较史》)这样纵贯20世纪100年,专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巨著,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朱栋霖教授和他的团队勤奋耕耘近20载,全书分两部,第一部现代部分(1898―1949),出版于1993年,第二部当代部分(1949―2000)出版于2009年,共计234万字。
《比较史》第二部与第一部写作时间相隔十余年,前者比后者显然有很大提高。第一部以断代为纲,沿用一般现代文学史的架构,虽然着重在外国文学的影响和比较,但仍然难以超越现代文学史现成的框架;第二部有了根本的改变,主要以有重大影响的国外思潮为纲,先介绍其来龙去脉,再谈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最后揭示其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回响,包括接受、误读、改造和变形等。例如讨论西方现代主义,先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知识层面、政治层面、观念层面、文化层面等各方面在中国的传播,然后,进一步讨论其哲学理念,如荒诞意识、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等的东方阐释,进而研究其在中国文学观念中引起的嬗变,最后在大量创作实例的脉络中分析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小说带来的变化,如变形与写意,象征和寓言,梦幻和虚构等。
全书布局又不是全为思潮铺排所局限,而是挥洒自如:有时按时代排序,如五六十年代以苏俄文艺理论为主,80年代以现代主义为主,9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为主;有时又以有广泛影响的外国作家引领全编,如福克纳、萨特、卡夫卡、昆德拉等都独立成编,详细分析了他们对中国作品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同文类,也都有所兼顾。这样灵活的结构使重点突出,减少形式铺排,有话即长,无话即短。
最重要的是该书从跨文化研究的高度来审视不同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所谓“互识”就是“把差异转变成对比”,如约翰・科布所说:“当这些元素以对比的方式相互关联时,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使双方比各自单独的贡献来得更加有效。”人们也就“学会带着多样性在相互欣赏中生活”。如上所述,《比较史》相当深入地展开了西方思潮与中国文学在激荡中的对比,大大促进了这种“互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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